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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

2014年11月12日    来源:广西民族报网    字号:[    ]     浏览次数:

概况

羌族总人口306072人(2000年。主要分布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理县、松潘、黑水等县以及绵阳市的北川羌族自治县,其余散居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县、绵阳市的平武县以及贵州省铜仁地区的江口县和石阡县。大多数羌族聚居于高山或半山地带,少数分布在公路沿线各城镇附近,与藏、汉、回等族人民杂居。自称“尔玛”或“尔咩”,意为“本地人”。

羌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分北部和南部方言。北部方言通行于茂县北部的赤不苏区、较场区,中部的沙坝区,松潘县的小姓乡、镇坪乡、白羊乡以及黑水县的大部分地区,下分芦花、麻窝、茨木林、维古、曲谷、镇坪、三龙、黑虎、沟口渭门9种土语。南部方言通行于理县、汶川县和茂县南部,下分雁门、龙溪、绵虒、蒲溪、木卡和桃坪6种土语。由于与汉族频繁交往,很多羌族能讲汉语、用汉文。直至20世纪80年代,羌族结束了没有本民族文字的历史。1989年5月,按照羌族人民的愿望,根据党的民族政策, “四川省羌族拼音文字方案创制领导小组”成立,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创制组完成了以26个拉丁字母为形式的《羌族拼音文字方案》(草案)设计,该方案于1993年通过有关部门审定。随后,羌文在茂县、汶川县、理县和松潘县的羌语分布区推行。

羌族地区的地形西北高,东南低,大部分为高山峡谷,其间层峦叠嶂,山高坡陡,河谷深邃。北部有岷山山脉,主峰雪宝顶海拔5588米;龙门山脉斜贯于东南,主峰九顶山海拔4969米;西部横亘着邛崃山脉,主峰四姑娘山海拔6250米;四姑娘山以北,有许多海拔在5000米以上、终年积雪覆盖的高山。只有茂县的土门区、北川县和平武县的锁江、徐塘、平南、豆叩、大印、平通六个羌族聚居乡镇属于中低山和深丘低山区。

岷江、湔江及其支流是羌族人民的母亲河。岷江源于阿坝州松潘县与九寨沟县交界的弓杠岭南,在都江堰市以上为岷江上游,从北向南纵贯羌区。岷江支流有黑水河、杂谷脑河、鱼子溪河和寿溪河等。湔江,又称石泉河、北川水,发源于岷山山脉,因“水势如湔沸之状”而得名,经北川、江油注入涪江。

羌族地区处在高山峡谷之间,气候温和,冬干春旱,夏秋降雨充足,日照时间较长,昼夜温差大,气温垂直差异显著。在岷江河谷地带,年平均气温在11至14摄氏度,无霜期210至235天,年平均降水量500毫米左右。由于降水量较小,蒸发量大,这一地区又被称为岷江上游半干旱河谷。涪江水系河谷地带年平均气温13.9至15.7摄氏度,无霜期235至270天,降水量700到1200毫米。灾害性天气有冬干、春旱、夏旱、伏旱、冰雹、霜冻等。

羌族地区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位于汶川县境内的卧龙自然保护区,蜚声中外,被列为联合国国际生物圈保护区。2006年,该区与四姑娘山、夹金山脉一起,作为“四川大熊猫栖息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一座天然的动植物园,总面积约70万公顷,峰峦重叠,云雾缭绕,分布着不同的植物群落,有树种4000多种,鸟类300多种,有大熊猫、金丝猴等珍稀哺乳动物60多种,还有红杉,金钱槭等珍稀树木。位于北川羌族自治县青片乡的小寨子沟自然保护区,也是植物种类繁多的地方,据资料记载,仅维管束植物就有87科380属1600多种,其中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树种有20多种,它和卧龙自然保护区被专家誉为“世界上罕有的生物基因宝库”。

羌族地区的传统农作物以玉米为主,也有青稞、小麦、荞麦、各种豆类和蔬菜。被称为“雪山大豆”的一种白豆是著名的特产。经济林木有花椒、核桃、苹果、鸡血李、樱桃、杏子、茶叶、生漆、油茶、花生、向日葵等。饲养黄牛、牦牛、犏牛、马、羊、猪等牲畜及各种家禽,养羊业较发达。近年来,随着农业产业化不断发展,羌族地区引进了大量名、特、新、优农产品。药材种类200种以上,其中名贵药材有虫草、贝母、鹿茸、天麻、麝香,大宗药材有羌活、党参、当归、大黄、黄芪等。在高山深处,有蕨苔、木耳等山珍,还有丰富的菌类资源。此外,还有铁、云母、石膏、磷、水晶石和大理石等数十种地下矿藏。

历史沿革

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陆续在岷江上游和杂谷脑河沿岸的汶川县威州姜维城、理县箭山寨、茂县营盘山等地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还发现了较多的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的石棺葬墓群,如茂县撮箕山石棺葬墓群、牟托石棺葬及陪葬坑、理县佳山石棺葬墓群。出土的器物有陶器、石器、木器、青铜器等。这些考古发现,不仅说明了今天羌族分布的地区,很早就有人类栖息繁衍,而且为探讨岷江上游古文化的渊源提供了新的资料和线索。

羌族源于古羌。古羌人以牧羊著称于世,不仅是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羌”,原是古代人们对居住在祖国西部游牧部落的一个泛称。今甘肃、青海的黄河、湟水、洮河、大通河和四川岷江上游一带是古羌人的活动中心。史书记载,殷商时期,羌为其“方国”之一,有首领担任朝中官职。他们有的过着居无定处的游牧生活,有的从事农业生产。《诗经?商颂》记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反映了古羌与殷商密切的关系。甲骨文卜辞中有关“羌”的诸多记载,表明羌人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十分活跃。

周时,羌之别种“姜”与周的关系密切,大量的羌人融入华夏。春秋战国时期,羌人所建的义渠国,领域包括今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宁夏及河套以南地区,是中原诸国合纵连横的重要力量,与秦国进行了170多年的战争。以羌人为主要成分的诸戎逐渐为秦国所融合。而居住在甘肃、青海黄河上游和湟水流域的羌人仍处于“少五谷,多禽畜,以射猎为事”的状态。在《后汉书?西羌传》中,有秦厉公时羌人无弋爰剑被俘,逃回家乡后教羌民“田畜”,自此羌族开始有了原始农业生产,使其人口增加,经济发展的记述。

此后,羌人进一步发展和分化。《后汉书?西羌传》载:“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旄牛种,越嶲羌是也;或曰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这一时期,西北的羌人迫于秦国的压力,进行了大规模、远距离的迁徙。

汉代羌人分布很广,部落繁多。为隔绝匈奴与羌人的联系,汉王朝在河西走廊设有敦煌、酒泉、张掖和武威四郡,建立了地方行政系统,设护羌校尉等重要官职以管理羌人事务。同时,归附的羌人大量内迁,从地域上分为东羌和西羌。进入中原的东羌附居于塞内而与汉族杂居、通婚、融合,从事农业生产,私有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逐步进入封建社会。未进入中原的西羌大部分散布在西北、西南地区,有新疆塔里木盆地南沿的婼羌、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发羌、唐牦、西南地区的牦牛羌、白马羌、青衣羌、参狼羌和冉駹羌诸多羌人部落。其中,牦牛羌,初分布在沈黎郡(郡治在今四川汉源县九襄镇),后继续南下至越嶲郡(今四川安宁河流域及雅砻江下游)。白马羌,主要分布在今四川绵阳市西北部和甘肃武都市南部。青衣羌,居住在今四川西部的雅安市一带。参狼羌,主要在今甘肃武都市,特别是白龙江一带。冉駹羌则分布在岷江上游和四川西北部的广大地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说明羌人在其中占有较大比例,各部的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大部分尚处在氏族部落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氐人符坚建立前秦政权,南安羌人姚氏建后秦政权。后秦政权势力处在北魏之南,东晋之北,统治羌人及中原各族达33年。之后,还有几个羌人部落相继兴起。即陇南的宕昌羌,川、甘边境和岷江上游的邓至羌,二者存在了140多年。从东汉到西晋末年,北方的大部分羌人已基本融入汉族之中。

隋唐时期,活动在甘青和青藏高原东南部的羌人部落有党项、东女、白兰、西山八国、白狗、附国等,其中,西山八国系成都平原以西、岷江上游诸山各部的统称。他们处在中原王朝和吐蕃势力之间。有的同化于藏族,有的内附中原王朝,或同化于汉族,或在夹缝中生存,在唐蕃长期和战不定的局势下,得以单独保存和发展。

宋代以后,南迁的羌人和西山诸羌,一部分发展为藏缅语族的各民族,一部分发展为现在的羌族。羌族民间广为流传的叙事诗《羌戈大战》中记述:远古时候,羌人曾生活在西北大草原,因战争和自然灾害被迫西迁和南迁,南迁的一支羌人遇到身强力壮的“戈基人”,双方作战,羌人屡战屡败,正准备弃地远迁,却在梦中得到神的启示,他们在脖子上系羊毛线作为标志,用坚硬的白云石和木棍作武器,打败了“戈基人”,终于得以安居乐业,并分成九支散居各地。这段传说,反映了羌人迁徙的一段历史,与史书文献及考古资料结合,印证了羌族的来源。

明末清初时,一部分羌族由四川迁往贵州铜仁地区,至此,羌族的分布格局基本形成。

1840年之后,中国逐步变为半殖民半封建国家,和全国其他民族一样,羌族也面临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为此,羌族人民和其他民族人民一道,曾经向帝国主义、反动官府和封建统治阶级进行过英勇不屈的斗争,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841年,鸦片战争期间,羌族人民和藏、彝等族人民,组成2000人的军队,开赴浙江前线,在宁波镇海战役中,重创英国侵略军。1894年,羌族地区一个坤姓土司的残余势力,依仗封建特权,盘剥所属人民,激起黑虎寨等地170多户羌族人民的强烈反对。他们一致向清朝官府列举了坤土司23条罪状,与封建土司的余孽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终于迫使清朝将坤土司“摘去顶戴,交州查看”。1905年,清朝在茂州设立“官盐店”,对食盐实行垄断专卖,从中渔利,激起羌族人民的武装反抗,迫使清政府宣布取消“官盐店”,允许食盐自由买卖。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羌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理县通化乡佳山寨等地的羌族群众,为反抗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群起杀死了作恶多端的团总。1924至1926年,理县藏、羌等族人民反抗封建军阀苛捐杂税的压榨,2000多人攻陷理县县城,还攻打到汶川、茂县、松潘等地,斗争坚持了3年之久,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羌族地区,在党的领导下,羌族人民建立了工农革命政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他们热爱人民的军队,积极参军支前。仅茂县一县就有1000多人参加红军北上抗日,还有上万名民工为红军提供后勤保障。红军北上抗日后,国民党卷土重来,在羌族地区实行白色恐怖统治,经过革命锻炼的羌族人民,继续不断地向反动派展开英勇不屈的斗争。

1942年,茂县爆发了“茂北事变”。茂县专区的专员和县长以“铲烟”为名,派兵洗劫了茂县北路蚕陵乡的一些村寨,引起当地羌、汉各族人民的强烈愤慨。他们消灭了前往搜刮的保安中队,并顺势直攻茂县县城,打垮了守城的国民党军队,将县城团团围住。这次斗争虽然由于国民党的收买分化最后遭到失败,但斗争的声势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显示了羌族人民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1947年,茂县龙坪、三齐等乡的羌族人民又掀起了一次被称为“龙坪事件”的武装起义。事件起因于国民党政府和部分羌族上层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后来发展成为羌族人民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武装起义。这次斗争最后也因羌族统治阶级的背叛而失败,但再一次显示了人民的巨大力量。

据文献资料记载,早在公元前310年,秦朝在岷江上游和湔江上游地区设有湔氐道。汉时,置汶山郡以管辖这一带的“六夷、七羌、九氐”部落。隋唐时代,朝廷实行“羁縻州”制度,在茂县及周围地区设有茂州都督府及多个羁縻州。五代时期,前蜀设有茂州,辖汶山、汶川、石泉和通化四县;设维州,辖保宁、小封二县;范围主要在茂县和汶川县以南,理县以东地区。宋时,基本上沿袭唐代的“羁縻州”制度,设茂州、威州,各辖两县、十几个羁縻州。熙宁九年(1076年)石泉县改隶绵州。

元时开始推行土司制度,设茂州,辖汶山、汶川两县。委任土官治理地方,设有安抚司、千户所、万户府。今平武县境内设置了龙州三寨长官司,管理“白马、木瓜和白草”三寨。其中,白草即北川羌族。明代土司制度进一步完善,在茂县等地设有董姓静州长官司、坤姓岳希长官司、何姓陇木长官司、温姓牟托土巡检、水草坪巡检、苏姓长宁安抚司、叠溪郁姓长官司、实大关长官司,以及杂谷安抚使司、瓦寺宣慰司等。北川县境中西部的开坪、坝底增设两个小土司,俗称艾林土司和坝底土司,负责对周边羌寨的管理。此时,羌民基本被悉数管辖,同时,在土司之下,各寨设有牌头和寨首。朝廷在这些地区均建立了一套较为严密的军事治安体系,设置了大量的关、堡、墩台,驻兵防守。

清初,今北川马槽、白什一带的“下五簇”羌寨被分别划归艾林土司、坝底土司以及茂州的陇木土司和叠溪大姓土司、小姓土司管理。乾隆年后,羌族地区逐步实行“改土归流”,以流官代替了土司政权,羌族地区进入流官统治时代。清政府对北川羌族采取了特殊的管理措施,即设置若干既懂羌语又会汉话的人作“通司”,负责向羌民传达县地方官员的指示,反映羌民的意见,羌寨的刑狱诉讼案件由知县办理,日常事务由羌寨自行办理。实行地区包括今开坪、小坝、桃龙、片口、墩上、坝底、青片、禹里等乡的全部或部分地区,这一地区在当时被统称为“番寨”。直到辛亥革命前夕,这一区域才被划归县地方政府直接管辖。

民国初年,四川军阀的防区制逐渐形成,二十八军将松、理、茂、汶一带作为防区,在羌族地区设置了“屯殖督办公署”。1935年底,国民党政府将羌族地区划入“四川省第十六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管辖,专署即设在茂县,并实行保甲制。而北川全境因“改土归流即为汉”,许多深居大山的羌民由此被视为“汉人”。

行政建制将羌族地区纳入了历代中央政权的统治,使羌族地区和祖国内地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羌、汉两族人民之间的亲密往来更是从未间断。早在公元前三世纪,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就有不少羌人参加。历代中央政权在这里派官设治,客观上增进了两族人民之间的关系。羌族人民用马匹、药材和其他土特产品同汉族交换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特别是近代以来,羌、汉民族之间的交流进一步加强,个别羌民开始接受儒学教育;大量宗教活动场兴建起来;一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被引入;商业贸易开始出现,汉、羌商户云集茂州、北川等地,使羌族社会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提高。

据文献资料记载,早在公元前310年,秦朝在岷江上游和湔江上游地区设有湔氐道。汉时,置汶山郡以管辖这一带的“六夷、七羌、九氐”部落。隋唐时代,朝廷实行“羁縻州”制度,在茂县及周围地区设有茂州都督府及多个羁縻州。五代时期,前蜀设有茂州,辖汶山、汶川、石泉和通化四县;设维州,辖保宁、小封二县;范围主要在茂县和汶川县以南,理县以东地区。宋时,基本上沿袭唐代的“羁縻州”制度,设茂州、威州,各辖两县、十几个羁縻州。熙宁九年(1076年)石泉县改隶绵州。

元时开始推行土司制度,设茂州,辖汶山、汶川两县。委任土官治理地方,设有安抚司、千户所、万户府。今平武县境内设置了龙州三寨长官司,管理“白马、木瓜和白草”三寨。其中,白草即北川羌族。明代土司制度进一步完善,在茂县等地设有董姓静州长官司、坤姓岳希长官司、何姓陇木长官司、温姓牟托土巡检、水草坪巡检、苏姓长宁安抚司、叠溪郁姓长官司、实大关长官司,以及杂谷安抚使司、瓦寺宣慰司等。北川县境中西部的开坪、坝底增设两个小土司,俗称艾林土司和坝底土司,负责对周边羌寨的管理。此时,羌民基本被悉数管辖,同时,在土司之下,各寨设有牌头和寨首。朝廷在这些地区均建立了一套较为严密的军事治安体系,设置了大量的关、堡、墩台,驻兵防守。

清初,今北川马槽、白什一带的“下五簇”羌寨被分别划归艾林土司、坝底土司以及茂州的陇木土司和叠溪大姓土司、小姓土司管理。乾隆年后,羌族地区逐步实行“改土归流”,以流官代替了土司政权,羌族地区进入流官统治时代。清政府对北川羌族采取了特殊的管理措施,即设置若干既懂羌语又会汉话的人作“通司”,负责向羌民传达县地方官员的指示,反映羌民的意见,羌寨的刑狱诉讼案件由知县办理,日常事务由羌寨自行办理。实行地区包括今开坪、小坝、桃龙、片口、墩上、坝底、青片、禹里等乡的全部或部分地区,这一地区在当时被统称为“番寨”。直到辛亥革命前夕,这一区域才被划归县地方政府直接管辖。

民国初年,四川军阀的防区制逐渐形成,二十八军将松、理、茂、汶一带作为防区,在羌族地区设置了“屯殖督办公署”。1935年底,国民党政府将羌族地区划入“四川省第十六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管辖,专署即设在茂县,并实行保甲制。而北川全境因“改土归流即为汉”,许多深居大山的羌民由此被视为“汉人”。

行政建制将羌族地区纳入了历代中央政权的统治,使羌族地区和祖国内地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羌、汉两族人民之间的亲密往来更是从未间断。早在公元前三世纪,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就有不少羌人参加。历代中央政权在这里派官设治,客观上增进了两族人民之间的关系。羌族人民用马匹、药材和其他土特产品同汉族交换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特别是近代以来,羌、汉民族之间的交流进一步加强,个别羌民开始接受儒学教育;大量宗教活动场兴建起来;一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被引入;商业贸易开始出现,汉、羌商户云集茂州、北川等地,使羌族社会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提高。

风俗习惯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羌族创造了灿烂的传统文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

民间文学在羌族文学中占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它主要靠人们世代口授和长期歌唱而传承,是羌族人民集体创作的结晶,题材广泛,有传说、寓言、故事、神话等,反映了羌族的历史、生活、习俗和思想感情,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艺术特色,是羌族珍贵的文化瑰宝。如,叙事长诗《木姐珠与斗安珠》歌颂了羌族人民的勤劳和智慧,反映了人们不畏神权,追求自由婚姻的美好愿望;英雄史诗《羌戈大战》,由序歌、羊皮鼓的来源、大雪山的来源、羌戈相遇、重建家园五部分组成,反映出古羌人在历史上曾有过的迁徙记忆。

民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大多是见景生情,即兴发挥,抒发出唱者不同的心境。主要分酒歌、山歌、情歌、时政歌、劳动歌、喜庆歌、丧祭歌等。其中,酒歌是专门在饮酒时唱,由老人引领,众人相和,内容多为颂扬英雄、先辈功绩和欢迎客人,礼仪性强。在松潘县小姓乡、镇坪乡、茂县赤不苏、较场等地至今还流行多声部民歌,演唱技巧独特。不仅有二声部、三声部、五声部、多声部,还有合声民歌的不同组合形式。

民间乐器主要有羌笛、口弦、唢呐、锣、钹、响盘(铜铃)、羊皮鼓、指铃、肩铃等。其中,羌笛最具特色,是六声阶的双管竖笛,演奏时多为独奏,曲调自由,大致分为劳动曲、爱情曲、迎春曲三类。其音层互垫,双音叠韵,音色柔和、悠扬婉转,表达出悲凉的意境。

羌族舞蹈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生命力。舞风古朴典雅,粗犷优美。主要分为自娱性舞蹈、祭祀性舞蹈、礼仪性舞蹈、集会性舞蹈四类,基本动作较为一致而各具特色。自娱性舞蹈最具代表性的舞种有“莎朗”和“席步蹴”,与节日、喜庆活动密切相关。祭祀性舞蹈主要指羊皮鼓舞和铠甲舞。羊皮鼓舞是一种带有古老历史沉淀的舞蹈,跳者以释比为主,在庄严的宗教祭祀活动中进行,以达到敬神、消灾、避难、祈福的目的。铠甲舞流行于茂县、黑水县一带,是为战死者、民族英雄和有威望的老人举行隆重葬礼时表演的祭祀舞蹈。舞者身披生牛皮铠甲,头戴插有野鸡翎和麦秆的头盔,肩挂铜铃,手执兵器,分列对阵而舞,吼声震天,威武雄壮,唱、跳和吆喝融为一体,表现出古代将士的英勇。礼仪性舞蹈是一种迎宾待客时作为礼仪内容之一的舞蹈,韵律特殊,胯部动作较多,表现了羌族原始古朴的审美意识。集会性舞蹈是以男性为主的集体舞。舞者唱着具有召唤性和示威性的歌曲,伴随着发出浑厚、威武的吼声,踏步走出不同的队列和阵形,反映出古代出征战士高昂的士气。新中国成立以来,羌族民间舞蹈得到了挖掘和抢救,经过艺术家们提炼改编的《铠甲舞》、《腰带舞》、《羌族锅庄》等舞蹈,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特别是1991年以来,阿坝州艺术馆推出的羌族莎朗舞,受到了各族群众的欢迎,更让众多的中外游人感受到羌族舞蹈特有的艺术魅力。

此外,在北川羌族自治县还流行花灯戏、马马灯、打围鼓等,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羌族民间体育种类繁多。如推杆、拳下翻身、抱蛋、仰卧抱杆起、扭棍子、摔跤等。随着文化生活的丰富,增加了广播、电影、电视等新的文化娱乐形式,使羌族人民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羌族民间工艺别具一格,以挑花、刺绣最为出色。心灵手巧的羌族妇女,不需图稿,信手绘成各种优美的图案,绣成绚丽多彩的成品。题材取自世间万物,用挑、扎、绣、勾、纳、提、拼、扣、纤等多种针法,单用或混用,绣于头帕、衣服、腰带、裹肚、围腰、鞋袜、香包等局部地方,美观漂亮而耐用。羌族工匠打造的三足架(铜制或铁制),以及簪子、耳环、手镯、戒指等金银首饰;石匠凿制的石狗、石柱、门坊和碑刻等,精巧美观,表现出民间工艺的高超技术。

羌族服饰朴素美观,风格独特。各地略有差异。其中,汶川县的龙溪、绵虒、雁门,理县的蒲溪,茂县的赤不苏、黑虎、三龙、渭门,北川县的青片,松潘县的镇坪等地服饰具有代表性。头饰,男女包头帕。赤不苏一带的妇女盛行“一匹瓦”,瓦片状的青布上绣有花纹,用银牌、环扣点缀。黑虎乡的妇女以白布帕包头(被称为“万年孝”)。传说是为了纪念民族英雄黑虎将军。蒲溪妇女包头用黑色头帕,前端露出一块白色布块,人称“喜鹊头帕”。无论男女,都穿棉布或锦缎(过去为自制土布或麻布)长衫,右衽,比较宽松,形似旗袍。男衣过膝,女衫有的到脚背。色彩因年龄不同有所变化,中老年人多为单一的蓝色、黑色,年轻姑娘则喜欢艳丽的色彩。衣领、袖口和对襟有扎花,斜襟部嵌有一至三指宽的花纹,有的镶梅花形银饰,皆手工细作。纹式多样,色泽艳丽。衣衫外套无领、无袖、无扣的羊皮褂子,羊皮褂子四周露垂长毛,晴天毛向外,雨天毛向内,可用来防寒、挡雨、垫坐、垫背和负重。男女除了束腰带,女子还喜欢束花围腰和绣花飘带,男子系裹肚。在高山或半高山的羌族男女裹绑腿,以麻布或毡子缠绕。鞋类以自制的“云云鞋”最有特色。形似小船,鞋尖微翘,面上绣有云纹图案。未婚男子和姑娘穿绣花彩鞋,中老年人则穿素色圆口布鞋。装饰上,女性普遍喜戴银牌、领花、耳环、手镯、戒指、发簪,有的还在戒指上镶嵌玛瑙、玉石及珊瑚,有的胸前挂链珠和椭圆形的“色吴”。成年男子饰以腰刀、烟袋、铁火镰。

羌族饮食丰富。主食是玉米、洋芋、小麦、青稞,辅以荞麦、油麦和各种豆类,蔬菜品种多样。传统的饮食有搅团、玉米蒸蒸、“金裹银”或“银裹金”、洋芋糍粑、煮洋芋、猪膘肉。人们普遍吸兰花烟,还喜欢饮咂酒、“玉米蒸蒸酒”和蜂蜜酒。咂酒,是羌族地区流行的一种特殊的饮酒方式。

羌族一般在向阳、背风,有耕地和水源的高半山或河谷地带筑屋造房,由几户或几十户形成自然村寨。建筑大致分为两类:碉楼与碉房。碉楼属古代建筑遗存,汉代称“邛笼”。多矗立于关口要隘或村寨附近及中心,以石砌筑,外观雄伟,坚固实用,楼体呈四角、六角或八角形,上细下粗,棱角突出,结构严密,内有六七层,最高的达十三四层。碉楼已成为川西地区一大景观,彰显了羌族人民高超的建筑智慧。碉房也叫“庄房”,为居住用房。呈方形,一般分三层(也有两层和四层)。上层堆放粮食,中层住人,下层圈养牲畜。楼层之间用独木做的锯齿状楼梯连接。房顶可脱粒、晒粮、晾衣,四角设有塔形石龛,上置白石,为天神居所。中层楼内两端为卧室,中间为堂屋,是平时全家聚会、接待客人、欢庆歌舞以及举行祭祀的重要地方,内设神龛,供奉祖先、家神诸多神灵,并砌有火塘,火种终年不熄,有“万年火”之称。碉房的建筑,就地取材,以土石为料,不绘图、不吊线,也不用柱架支撑,均由当地的男劳力信手垒石砌成,他们巧妙地结合地形,分台筑室,碉房形式多样,层次不一,冬暖夏凉,牢固耐用。

羌族地区山高谷狭,交通险阻,勤劳勇敢的羌族人民凭智慧还架起了竹索桥、“悬筒渡索”的溜索和木架的挑桥,开凿了栈道。索桥在古代称“笮”,是将竹绳系在河谷两岸坚固的物体上,不用铁钉,没有桥墩,只是用多条竹索,并排横跨江面,上铺木板,以通人畜。栈道指凿岩成道,有的在陡壁上凿孔、架木、铺板而成悬空通道,有的在道路中断之处用片石砌成保坎,将木梁置于保坎上,以便通行。今天在羌族地区仍然可以看到大量的栈道遗存。

羌族家庭基本上是一夫一妻制的父系家长制家庭,由祖孙三代或父母、子女两代组成。每个家庭就是一个生产和生活的单位。儿子成婚后,要另立门户,独子或幼子随父母生活。父亲主要安排和支配家中的经济生活,决定子女的婚姻大事和财产继承问题,组织或参与宗教祭祀与对外社交等活动;母亲主要是参加劳动生产和操持家务。舅权在婚姻及家庭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如遇男女婚事,必须事先得到母舅应允才行;母死必经母舅的同意方可入葬;分家由母舅主持;母舅有对小辈进行管教和抚养的责任和义务等。

新中国成立前,羌族男女婚姻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存在“指腹婚”、“怀抱婚”、“童子婚”、“买卖婚”等婚姻形式。婚姻讲究门当户对,有转房、入赘、抢婚的习俗。新中国成立后,自主婚姻逐渐居多。但传统的礼仪程序一直保留至今。随着羌寨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得到改善,昔日的婚姻仪式更增添了新的内容。传统和现代相结合,将羌族的传统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更增添了喜庆气氛。

婚嫁仪式主要有订婚和结婚。在羌寨,媒人被称为“红爷”。如果男子对女子有意,男方家就会备礼,请红爷到女方家提亲。女方家要征得母舅同意才可允婚。之后,红爷会带上猪膘、酒等礼物,去女方家吃“许口酒”。数月或数年后,男方家又请红爷携礼到女方家,以“小订酒”招待近亲,并请释比测算双方生辰八字,定下结婚吉日。随即,男方家要备重礼前往女家报期,并在女家办酒席,即“大订酒”,作为正式订婚礼,欢宴女方整个家族。此后,两家开始婚礼筹备,期待着“女方家花夜、男方家正宴”好日子的到来。“花夜” 意即为新人举办的喜庆晚会,是结婚最为隆重的一道程序。一般在娶嫁的前一天晚上举行,男方办的叫“男花夜”,女方办的叫“女花夜”,男的庆祝娶妻,女的欢送出嫁。这一天,女方家高朋满座,桌上放着咂酒和12盘“干盘子”(即花生、核桃、红枣、柿子、苹果、桔子、糖果等,饱含圆满、吉祥、喜庆之意)。男方家派出的能说会道的迎亲队伍会受到热情的款待。双方要按照习俗进行盘歌比赛。盘歌即以歌盘问之意,方式为一问一答,所唱内容广泛,形式随意而风趣。次日清晨,舅舅给身穿嫁衣的新娘披上红绸,新娘哭嫁,拜别父母、兄长和族人。到男方家门口,释比要做祭祀神灵的仪式,驱赶附在新娘身上的“煞气”后,再向新人祝福。众人为新人举行“挂红”仪式。新人在神龛前行礼,一拜祖宗创业恩,二拜父母养育恩,三拜夫妻偕白头,四拜子孙个个强,再拜亲人和宾客,最后夫妻对拜。拜堂后新娘就正式成为男家的人了。随后,众人欢宴。当晚,男家父母点香敬神,对新人祝福。所有来宾在院坝围着熊熊篝火跳起欢快的莎朗舞。次日即谢客日,主人再备两桌宴席“谢客”。新人要带一个猪头、一根猪尾巴感谢红爷,表示有头有尾,圆圆满满。婚后第三天,新婚夫妇要“回门”。由新郎及弟兄背着酒肉送新娘回家。新郎仅在女方家小住几日,而新娘可以住数日、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 ,才由丈夫接回,开始家庭生活。

羌族至今保持着古老的人生礼仪。孩子出生后,女婿要携礼向岳母家报喜。亲友带着衣物、祝米、鸡蛋和挂面看望产妇。有的地方,有生子后在门前挂靴的习俗,若生女,鞋面向上,若生男,鞋面朝下。生子后,要请释比做法,忌讳生人到家。羌族姓氏普遍为汉姓。一般随父姓,取名的方式不尽相同,有的请释比取名,有的由长辈或按照个人意愿来取名。孩子满月和满岁后,家人还要宴请亲友吃“满月酒”和“满岁酒”。孩子脖子上戴长命锁,以避邪祛病,保平安健康。

羌族男子在年满十五周岁时要举行成年礼(冠礼)。一般在农历十月至十二月举行。届时,请来亲朋好友,围着火塘而坐,受冠礼者身着新衣,朝家中神龛下跪叩拜,并接受释比代表天神馈赠的礼品——用白色公羊毛线栓系的五色布条,作为护身符围在脖子上。再由族中长辈叙述祖先历史,或由释比诵经祷告,祭祀家神及诸多神灵。

羌族的葬式有火葬、土葬、岩葬。火葬的历史最为悠久,《吕氏春秋?义赏》载:“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太平御览》引《庄子》佚文:“羌人死,焚而扬其灰。”直至清朝中期,火葬仍在茂县沙坝、赤不苏、较场等地保留下来。每个家族有自己的火坟场。大部分地区由于受汉族影响,加上得到封建王朝的提倡,将土葬作为主要葬式,并一直保留至今。各村寨都有遇丧不请自到、协助料理丧事的习俗。丧家需及时通报亲属,向母舅家禀告逝者去世前后的情况,请释比杀羊祭祀、测算下葬时日。一般三天之后,众人在风水宝地下葬逝者。其家人要在新坟前点篝火,烧柏枝,敬香蜡、烟酒、肉类,以示祭奠。葬后三日,再备祭品,并修整墓地。到此时,丧葬礼仪才告结束。崖葬主要存在于北川一些地方。如果儿童不到三岁就夭折,用蜂桶或简易木箱装殓,置于山岩洞穴中。

羌族热情好客。客人到家,要鸣枪放炮表示欢迎,并让客人坐上位,主人献茶敬酒表示祝福。有挂红习俗,表达对客人的尊敬、对新人的祝福、对英雄的敬仰和赞美之情。

羌族有敬老的传统。人们饮咂酒时,先由年长者用羌语致开坛词,意为向神灵祈福,然后依照辈份高低、年龄大小、主客身份顺序,用酒杆吸饮。宴席中老人坐上位,待其就座,其他人才能坐下。路遇老人,要尊称、让路。歌舞时由老人领唱。讲究为老人祝寿。

羌族重视春节。春节又称“过大年”,是羌族人家团年的重要日子。从农历腊月二十三起,家家户户就要扫尘、敬灶,备好丰盛的年货。除夕之夜,要烧猪头肉敬献祖先和神灵。全家人坐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吃团年饭,再围坐在火塘四周守岁。一般初一不劳动,不走人户。初二以后开始亲戚朋友之间的走访。正月十五闹元宵,正月三十要送年。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举办各种娱乐活动。

此外,羌族还要过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节日,但最有特色的,当数羌历年、祭山会和领歌节。

羌历年,羌语称“日美吉”,即“吉祥欢乐的日子”。又称”过小年”。原是在秋天收获粮食后,祭祀神灵和祖先,向神还愿的重大节日。每年农历十月初一举行,各地欢庆的时间不一,一般为三到五天,有的村寨要过到初十。主要的活动是还愿敬神和吃宴席。羌历年在20世纪80年代曾一度停止。1988年恢复,成为羌族人民共同的节日。在羌区各地,每年都要举行各种庆祝活动。

祭山会是羌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之一。又称转山会、塔子会、祭天会、山王会、山神会或者碉碉会。是羌族对代表着天神、山神等诸多神灵的白石神进行祭祀的活动,也是人们祈求保佑来年人畜兴旺、五谷丰登、地方太平、森林茂盛的大典。因各地气候差异,举行的时间、次数并不统一,有正月、四月、五月之分,亦有每年举行一次或二、三次。

领歌节,羌语称“瓦尔俄足”。主要流行于茂县曲谷一带。每年农历五月初五举行(如该寨有13岁至50岁妇女死亡,则当年不举行)。是为了纪念天上的歌舞女神莎朗姐。整个节日活动持续3天时间。妇女们尽显其能,忘情欢跳莎朗,农事和家务事皆由男人操持。

羌族除一部分邻近藏族地区的信仰藏传佛教外,其余普遍信仰原始宗教,即万物有灵、多神信仰和祖先崇拜。神灵均以白石(白色石英石)为象征,被敬奉于山中、林地、屋顶和室内。一般在碉房屋顶四角供有五块白石,分别象征天神、地神、山神、山神娘娘和树神。其中,天神地位最高,能主宰万物,祸福人畜。堂屋的神龛供有家神(泛称角角神),包括祖先神、女神(保佑妇女之神)、男神(保佑男子之神)、牲畜神(保佑六畜兴旺)、财神(招财进宝)、仓神(守管家庭粮食和财物)、门神(挡住三灾六难)。神龛下火塘上的三足架,其中一足上系一小铁环,即代表火神。此外,从事特殊行业的家庭,还供奉各自的祖师神。如猴头神、药王神、石匠神、鲁班、太上老君。一些地方的羌族受汉族影响,还供有灶神、土地神、观音菩萨,送子娘娘、川主、关圣人、玉皇大帝等。

羌族的祭师,羌语称“释比”或“许”,既是从事宗教活动的神职人员,又是农业生产者,可以娶妻生子,在羌族社会中占有崇高的地位。所诵经文全靠师徒、父子之间的口传心授而代代相传。人们相信他能通达神灵,产生神秘的、不可思议的力量。他要主持:祭山、供奉、还愿、看病、驱魔逐邪、消灾避难、招魂、占卜、修房造屋、男女合婚、新生儿命名、超度亡灵等仪式。作预卜占卦(分羊髀卜、鸡蛋卜、白狗卜等)、驱鬼除邪(送茅人)、踩红锅、踩犁铧、开红山、划水碗等巫术。使用的法器有羊皮鼓、猴头帽、神杖、铜锣、令牌等。作法前,释比要净身,燃香柏熏身或杀白鸡祭祖,以示对神的虔诚和敬意。诵经涉及内容丰富,包罗万象。主要分三类:神事经,主要在请神、敬神或还愿时用;人事经,在婚丧作法时诵唱;鬼事经,用于驱鬼避邪。法事完毕后,人们会以钱、食物和其他有用的物品予以回报。在茂县维城一带,释比掌握无文字的图经画卷《刷勒日》,被当地羌族奉为圣书。在过去,释比是羌族口头传承和宗教文化的主要传播者。

羌族民间存有一些禁忌。如:火塘是神圣的,任何人不得跨越火塘,不能在火塘边吵架或说不吉利的话。火塘边座位男女有别,坐错了会得罪火神。家中有人生病,忌见生人,要在家门外立一条板凳,以谢绝外人进入;正月初一忌大声叫骂,不能动用火钳、绳子和菜刀;禁止妇女参加重要的宗教活动;孕妇不能进新婚夫妇的新房,怕压喜;新娘出嫁时不能回头看,以避免招来霉运失财;孩子未满月前,妇女不得入灶房,否则会得罪灶神和家神。

发展现状

新中国成立后,羌族人民获得新生。经过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民主建政,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羌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

党在羌族地区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50年2月,茂县设立茂县专区专员公署,并陆续建立区、乡级民族自治政权。1953年,在茂县专区的基础上成立四川省藏族自治区。1955年更名为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1958年,国家将汶川县、理县、茂县三县合并,建立了羌族的第一个县级自治地方——茂汶羌族自治县。1963年恢复原三县建制,茂县仍称茂汶羌族自治县。1987年7月,按照羌族人民的愿望,经国务院批准,阿坝藏族自治州更名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汶羌族自治县撤销,仍置茂县。2003年7月,国务院批准建立北川羌族自治县。次年,平武县建立了平南、徐塘和锁江三个羌族乡。与此同时,在羌族地区大力进行了自治机构的建设,以保障羌族人民参与地方事务管理。相继出台了《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北川羌族自治县自治条例(草案)》等法规,并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在州、县权力机构中,羌族代表、委员数量均达到与其人口相适应的比例;各级机构均配备了羌族领导和干部。

在党的大力培育下,羌族干部茁壮成长,干部队伍不断壮大, 1978年羌族干部的总数约1300人,到2005年,仅茂县一县,羌族干部人数就超过1800人。国家采取多种多样的途径和方法,从教育培养入手,选送羌族干部到各级党校和各类院校培训学习,帮助他们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涌现出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人才队伍,科技人员和师资队伍日益成熟,一些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回到家乡,在各自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加快羌族和羌族地区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撑。

羌族地区的经济获得巨大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茂县、汶川、理县(以下简称三县)的社会总产值很低,平均仅500万元左右,农业比重占80%以上。1978年,三县国内生产总值为7780万元,到2005年,三县国内生产总值合计为334904万元,是1978年的43倍。三次产业结构由1978年的38.9:41.0:20.1调整为2005年的10.2:68.6:21.2。北川县社会生产总值1949年仅1805万元,1980年为4428万元,是1949年的2.5倍;2005年达到94417万元,是1949年的52倍。三次产业结构在1949年比重是91.1:7.6:1.3,1980年调整为68.5:24.9:6.6,到2005年为37.1:36.4:26.5,结构日趋合理。

农业生产向产业化迈进。新中国成立前,羌族地区耕作粗放,广种薄收,产量“一年一季收望天,亩产难过百斤关”,人民不得温饱,挣扎在饥饿线上。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农业给予大量投资,通过科学种地,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增加了农作物产量,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除北川以外,羌族地区1977年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近2.5倍。牲畜养殖比1949年增长近4倍。花椒、苹果、核桃的种植业有了很大发展。近年来,羌族地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通过大力发展林果业、蔬菜业,提高了农业经济效益,人民生活蒸蒸日上。汶川县的映秀地区一改单一农作物的种植,重点发展黄姜、魔芋、茶叶、柿子、弥猴桃等经济效益较高的作物;威绵地区作为成都平原的蔬菜产业化基地,基本实现了蔬菜产品的优质化、营养化、无害化。已建成无公害蔬菜基地3万亩,有大白菜、莲花白、辣椒、番茄、洋芋、芹菜、洋葱、莴笋、花菜、菜豆、萝卜等丰富的品种。同时,这里也是苹果、花椒、甜樱桃、枇杷、李子、桃子、核桃、杏子的水果生产基地,农业产业化经营初具规模。2005年,国家出台停征农业税及其附加税,兑现粮食直补等系列惠农政策,得到羌乡人民的欢迎,调动了生产积极性,使羌族地区的经济向更高的台阶迈进。

工业从无到有。新中国成立前,羌族地区只有一些个体小手工业。稍微大型一点的铁制农具都要靠外地供应。经过几十年发展,羌族地区已初步建成能源、建筑、机械、制造、化工、食品加工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涌现出威州、凤仪等新兴工业城镇。以水电业为龙头,发展能源经济区,带动工业经济的发展是羌族地区近年来发展的亮点。星罗棋布的中、小型水电站,不仅结束了羌族人民靠火把、松明照明的日子,还提供了丰富的电力资源。理县通过实施杂谷脑河流域梯级滚动开发,已建成27座中小水电站,总装机容量19.4万千瓦,年发电量11.1亿千瓦时。茂县作为全国“以小水电代燃料”试点县,建立了大小水电企业30余家。已是全国首批电气化县的汶川,是全省和阿坝州高耗能工业区开发重点区,己建成水磨、桃关两个工业经济园区,有电解铝、铁合金、电解锰、黄磷、水泥、电石、磁场材等企业147户,建成中小型电站56座,总装机147万千瓦。北川县已形成水电、建材、采矿、食品加工、竹木加工等五大工业行业为支柱的地方工业体系。新建成通口电站、武安电站、羊圈坪电站,拟进一步在湔江、白草河、青片河进行水电梯级开发,不断壮大五大工业支柱。水电业在各县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已成为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为羌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内动力,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现代药业异军突起,有力地推动了羌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位于汶川县境内的九寨沟天然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是全国民族药定点生产企业,能生产的各类成药有90余种。近年来,经过资产重组、机制转换和结构调整,九寨沟天然药业集团在药业产业化、市场化、规模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生产和发展呈现出勃勃生机。

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替代了昔日的索桥、栈道。在国家大力支持下,羌族地区增加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形成了安全畅通的公路交通运输网络。公路实现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大力实施了通乡公路、县际公路、旅游公路建设等专项工程,目前正在建设的有羌族地区的第一条高速公路——都江堰至汶川高速公路(都汶路),把羌族聚居区更加紧密连接在一起的茂县——北川高等级公路,将在羌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邮政事业取得长足进步。随着道路交通的不断改善,在山高谷深的羌族地区,汽车邮路、自行车邮路代替了步班邮路。各地均建有邮政局、所,发展了邮路和电路两条网路,开展了邮政和电信业务。20世纪90年代以来,羌族地区以西部大开发为契机,积极争取国家、省、州(市)的支持,加大对邮政、通讯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邮政综合通信能力增强,信息化水平明显提高。通过农村移动通信扶贫工程,各地实现乡乡通电话。全面开通光纤程控电话、移动电话,进行了通信传输光纤数字化、电子政务、农村综合信息网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

羌族地区旅游业发展迅速。纯美古朴的自然风光和浓郁的羌族风情吸引了众多海内外游客。近年来,相继开发了三江生态风景区、卧龙自然保护区、雁门大峡谷、九顶山风景区、土地岭森林公园、叠溪-松坪沟风景名胜区、大禹故里风景名胜区、猿王洞自然风景区、小寨子沟自然保护区、片口自然保护区、千佛山生态旅游区,及桃坪羌寨、姜维城、萝卜寨民俗村、西羌第一村、布瓦黄泥碉群、绵虒古镇、营盘山古文化遗址、黑虎羌寨等人文旅游地。羌族地区的旅游收入显著增长,并成为人们家庭收入的重要补充。有名的桃坪羌寨,如今每年约有7万人前来观光,当地的每户人家每年仅此一项就有上万元的收入。

生态环境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末,国家在羌族地区开始了大规模的生态综合治理工作,以改善日趋恶劣的生态环境。重点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水土流失治理等生态建设工程。茂县大沟是一个小支流流域,海拔从1550米到4200米,属于典型的干旱河谷山地,四周荒山秃岭,水土流失严重。1986至1990年,中科院资源环境局、林业部技术司、中科院成都生物所和州县林业部门协作,对大沟流域进行了综合治理。先后营造了苹果园、花椒园、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等近1.5万亩,使小流域的植被覆盖率达到96.8%,水土流失得到全面遏制,呈现出郁郁葱葱、勃勃生机的景象,为干旱河谷造林绿化和生态建设创造了成功模式,使羌族地区的生态环境逐步得以改善,让人们对羌区的生态恢复充满着美好的憧憬。经过多年的努力,羌族人民在岷江两岸陡峭的山坡上,在砾石闪亮、草木难寻的地方创造了绿化荒山,恢复生态的奇迹。

羌族地区教育事业被提高到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整个地区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根据羌族地区的特殊情况,积极发展了民族寄宿制教育和双语教学。此外,各地还广泛运用现代化教育手段,开展远程教育、电化教育、实验教学,使学生整体素质有所提高。茂县中学有学生3000余人,羌族学生占80%以上。建校64年来,学校培养的羌族人才数以万计,有的担任省州县领导职务,有的成了知名专家学者,而更多的在雪山草地、羌寨山乡的各条战线上,成为振兴地方经济的骨干力量。中等专(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得到发展。位于汶川县的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是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唯一一所高等院校。初期仅开设中文、数学两个专业,学生人数60名。如今,已发展为拥有图书馆藏书39.7万册,教职工380人,在校学生达6000多人的学校。开设了13个系、1个预科部、1个研究所,建有10个实验室,9个校外实习基地,为羌族地区培养输送了一大批人才。近年来,四川省还实施了《四川省民族地区教育十年行动计划》,羌族地区教育事业更是得到蓬勃的发展。2005年,三县境内设有大专、中等专科学校3所,中、小学394所,有在校生数42838人,教职工3350人,其中专任教师3078人,占总数的91.9%。北川县有各类学校109所,在校学生23361人。学龄儿童入学率均超过96%。

医药卫生事业今非昔比。新中国成立以前,羌族地区没有现代医学,广大农村缺医少药,仅仅依靠民间医生及有限的草药治疗疾病。新生儿死亡率很高,人民面对重大疾病束手无策。历经5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从州至县、镇、乡的各级医疗卫生网建设初具规模,有县医院、妇幼保健站、防疫站、中医院、羌医研究所、乡镇卫生院等机构,并有中等卫生学校、卫生进修学校等人才培养基地。购置了大量先进设备,服务功能日臻完善。对曾经流行于羌区的黑热病、痢疾、伤寒、大骨节病、克山病等传染病和地方病的防治成效显著。 2001年来,通过实施扶贫项目、医疗卫生重点县建设和国债资金建设等项目,乡镇一级的医疗机构基础设施得到改善,设备得以更新,诊治水平有了提高,农村缺医少药状况得到缓解。2005年,三县及北川县共建立卫生机构462个,拥有床位1224张,卫生技术人员1370人。

文化事业健康发展,彻底改变了落后、闭塞的面貌。新中国成立后,各县进行农村广播网建设,广播站遍及乡村。20世纪70年代,电视事业开始起步,建立了电视差转台,部分羌寨能收视省电视节目。80年代,开办了广播、电视自办节目。1990年前后,在茂县黑虎、雅都、曲谷、三龙等地开办羌语广播。随着国家投入增多,“乡乡电视工程”、“村村通”、“西新工程”等项目实施,县城和农村大力发展了有线电视网络和卫星电视接收站,能收视频道几十个,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2005年,三县广播和电视有效覆盖率分别达到83.24%和95.42%。北川广播、电视覆盖率达100%。同时,图书发行、群众文化活动、文博事业亦日益发展,建立了设施齐全的图书馆、文化馆、档案馆和博物馆;成立了各种艺术表演团体;形成了图书、报刊杂志销售网络;重视民族民间文化的抢救、发掘、整理和保护工作,出版了大量弘扬羌族文化的书籍。

羌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经济发展为羌族人民提高生活质量创造了物质条件,丰富了精神生活。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方面都得到较大改善,电视机、电话、洗衣机、冰箱、电扇、DVD、电饭煲各种耐用消费品走进了千家万户。人们依靠科技,通过农业产业化调整,积极拓展收入渠道,增加了收入。2005年,三县和北川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968元和2275元,较过去有了大幅度增长。

50多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和帮助下,羌族人民通过努力奋斗,羌族地区旧貌换新颜,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取得了巨大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人民生活蒸蒸日上,四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现在,羌族人民正意气风发地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康庄大道上。

(摘自《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中国少数民族》卷)

编辑:蒙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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