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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仪下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法律保护路径新探

2018年09月26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字号:[    ]

  少数民族文化产业是“一带一路”倡仪下我国与其他国家交往的重要抓手。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多样性、地缘性、濒危性、可渗透性等特点。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法律差异,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难度在无形中加大,目前存在法律街接障碍、知识产权法难以保护民族文化、民族文化保护缺乏救济途径等问题。为此,应做好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国际松约》解决争端,做好国内外法律街接,提供文化发展权救济途径,推动建立诉讼、仲裁、调解一体化的争议处置机制,培养适应“一带一路”国际化法律人才队伍等手段,为“一带一路”倡仪下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提供法律保护。

  “一带一路”的提出,在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国际上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得到更多实惠,中国的国际声望进一步提升,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都产生很大影响[1]与各国的交往更加频繁。在频繁的交流与合作中,文化交流势必更加广泛,这也给我国少数民族文化走向全球化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如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不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势必会遭到难以避免的破坏。针对少数民族文化法律保护相关问题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高永久、秦伟江(2006)提出构建完善的、多层次、多部门的法律体系是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根本途径。[2]唐海清(2013)提出文化权利与其他基本人权的冲突普遍存在。对于激烈的冲突,其他基本人权优先;对于不激烈的冲突,文化权利优先。[3]费安玲(2006)认为法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同已有法律协调;同社会惯例协调;同我国承诺的国际保护义务协调。[4]杨军( 2016)认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完善法律法规,提供法律保障。[5]肖永平(2016)认为,应当在国内立法中树一立国际思维,注重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协调统一[6]。杨韶艳(2015)认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民族文化是我国经济欠发达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国际贸易的重要推力,是对经济方面“劣势”的有效补充。[7]齐静(2016)指出绝大多数国际投资协议(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简称IIAS)都明确将知识产权视为投资予以保护,并为知识产权人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简称ISDS)。[8]倪楠(2017)认为“一带一路”倡仪已不再是一个经济问题,现今更加突出的是一个法律问题。[9]何志鹏(2018)认为“一带一路”倡仪不仅在经济上获得了诸多国家的支持,而且在国际法的运行理念方面也体现了中国特质。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民族文化与法律的关系,且有的学者已经开始关注“一带一路”倡仪下民族保护,但专门针对少数民族法律保护的成果尚不多。

  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0]我国“一带一路”沿线文化资源数量多、种类繁杂、跨越地域广阔、文化宗教背景复杂、文化差异明显,[11]制定一部符合沿线每个国家利益和实际情况的实体法律难以实现。在各国交流、交往中,如何实现少数民族文化变迁不变质、“走出去”不受损等涉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的法律保护,是“一带一路”倡仪下必须思考解决的问题。

  一、做好知识产权保护是关键环节

  在“一带一路”倡仪下,少数民族文化得到了交流、传播、发展,比如,甘肃的大型民族舞剧《丝路花雨》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展演,使少数民族文化走出了国门。但在扩大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同时,必须注意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比如“川剧变脸”作为川剧表演的特技之一,川剧院为主体欲通过申请专利实现法律保护,但终因申请单位“不符申请主体”而失败,这就导致拥有该少数民族文化知识知权的主体与对象都处于不受法律保护状态。如果川剧变脸得不到应有的保护,难免会被演员私自向国外传授。这些只是个案,还有其他类似情况存在的不在少数。所以,我国必须通过立法保护知识产权。[12]

  运用好无形文化标志权。要充分融合公法与私法、实现少数民族文化的全面保护,就应该充分运用好无形文化标志权,推进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相关部门需要进一步加快少数民族文化的非遗认证工作,因为只有获得了国家、政府确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够获得无形文化标志权。

  充分重视知识产权。鉴于一些少数民族文化体现为传统技艺、技能或手工艺品等形态,仅有少数特定传承人掌握,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责任也就落在他们身上。因此,在“一带一路”倡仪下要保护好这些少数民族文化,就需要确认其传承人资格、明确其在特定领域具有的知识产权(私权)。实践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法律保护越来越受重视。[13]此外笔者认为在认定程序上,我国采用的现行方式主要由各级地方政府申报、由文化主管部门组建专家组审查后认定确认资格,这一做法仍有优化空间,因为地方政府每年可以申报的名额是有限的,而且审批周期较长、通过数量较少,一旦在未认定期间出现国际争议,无论是仲裁、调解或诉讼都缺乏理据。此外,申请流程过于复杂,困难重重。

  结合好知识产权与无形文化标志权。我国目前在私法方面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很少,仅有知识产权法。然而,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是有期限的。以知识产权法中的《著作权法》为例,《著作权法》第三节规定了“权力的保护期”,对于公民的作品,除了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期不受限制外,其他权利都有严格限制。如《著作权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公民的作品,其发表权:本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五十年,截止于作者死亡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如果是合作作品,截止于最后死亡的作者死亡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而少数民族文化是经过漫长历史,经过历代少数民族群众传承下来的,仍需要当地群众继续传承下去。因此,保护期限与部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所需要的保护时间要求不太适用。2004年8月,我国正式加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在(公约》的框架下,无形文化标志权能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们非遗法》)与《知识产权法》相关条例之间的衔接点,在充分利用好知识产权的私法保护力量、也充分利用好《非遗法》等公法保护力量,避免了知识产权仅能够对个人主体权益提供保护,也弥补了知识产权私法保护的期限不足。在主体认定方面,无形文化标志权的主体既能够认定为传承人,也能够认定为民族或地区内的特定人群;在保护期限上,无形文化标志权是无限期的,只要国家、政府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仍然存在,那么特定区域的个人、群体就可以申请主张这一权利。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权利的主张与保护十分灵活。换言之,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跨越地域乃至国界得到保护,从而保护好民族文化、保住文化基因。为了完善保护措施,有关方面不仅需要运用好无形文化标志权,更需要建立好权利分配的制度机制,在不违背权利主体自身意愿、不违反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应该赋予主体授权的权利。换言之,权利主体可以通过这一权利来授权其他主体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体现民族文化的现代价值,更重要的是能够在“一带一路”倡仪下全面覆盖可能出现争议的环节。[14]

  二、运用国际《公约》解决争端是重要保障

  “一带一路”法治化体系离不开公平、高效的争端解决机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继出台了(关于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1954)《关于采取措施禁止并防止文化财产非法进出口和所有权非法转让公约》(1970)《世界版权与邻接权公约》(1952, 1971)《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刽呆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2001)《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 2001)《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刽呆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5)等保护各国文化。作为引领国际合作潮流的“一带一路”倡仪国,应将运用国际(公约》解决争端作为重要保障。当然,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运用国际《公约》确立多元化的争取解决路径。要平等协商、谈判解决争端,要尊重现代国际商事规则,要推动“一带一路”司法合作与协助。[15]

  结合好(公约》解决民族文化争端。“一带一路”倡仪的提出促进了我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出口增长。[16]民族文化最可能遇到的国际纠纷就是《公约》与WTO自由贸易协定之间的冲突。中国作为多民族文化大国,民族文化具有多样性特点,为了在文化全球化浪潮中更好地进一步保护、弘扬我国民族文化,我国从政府到企业都应该在文化领域坚持文化贸易例外政策,充分运用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文化多样性公约》中的内容,坚持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商业化的过程中坚持文化贸易例外原则。一旦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过程中,出现了涉及民族文化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争议,比如“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家对我国民族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提出异议或认定为补贴时,我国就必须要坚持文化贸易例外的原则,并请求“一带一路”以及WTO成员国根据《文化多样性公约》的内容,对文化表现形式的保护给予充分理解,并援引仪化多样性公约》来处理争议。

  充分借助TRIPS来解决争端。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体系下的多边贸易协定《知识产权协定》(TRIPS),该物卿第四十一条和第六十二条特别是第六十三条关于透明度的相关规定,在出现争议的时候,主张争议的一方可以使用自己国家已公布法律的内容来争取合法权益,但未公布或未正式实施的法律内容则不会被采纳;另外,主张方还需要为对方提供准确表达本国法律条文内容与精神的翻译,确保争议处置的公正、公开。如今,在TRIPS第六十二条的实践中,申诉成功的案例绝大多数都是现行用英语翻译稿公布过相关法律的国家,这是由于在已经提前公布了本国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下,主张方就会被认为已经提前知会了各方,让各方都已经对本国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法律有了提前认知。因此,我国应该尽快通过立法,明确少数民族文化的法律地位,并将相关条文翻译后对外公布。这样不但能够有效预防其他国家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侵害,而且还能够确保在出现争端时少数民族获得合理补偿。

  依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突出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根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二条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包括传统口头文学、传统语言文字、礼仪节庆以及手工艺等等,这些与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高度相符,也合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关于“文化空间”的描述。按照早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外公布的、被标注为“文化空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也应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分门别类的保护。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中有许多虽然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但仍具有较高的活态性,相对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为特殊。因此,需按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六种类别对其进行分类,为其提供更具体、更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通过突出其特殊性,争取无形文化标志权。

  三、做好国内外法律衔接是迫切任务

  文化遗产拥有诸多共享因素,通过《公约》名录可以观察到文化合作的现状。在“一带一路”国家已列人名录的258个项目中,有20项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联合申报的。[17]其中“猎鹰训练术:一宗活形态人类遗产”由18个国家联合申报,“诺鲁孜节”由12个国家联合申报。[18]可见,“一带一路”倡仪下做好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工作,必须做好国内外法律衔接,要做到有法可依,以确保与其他国家沟通无障碍。

  进一步完善们《非遗法》,加强与《公约》之间的衔接。由于我国十分重视法律体系独立性的特点,我国加人国际条约或认同国际法案后原则上会将这些条约和法案转化为国内法,才能够在中国有法律效力。因此,《公约》必须要转化为国内法,我国也的确于2011年通过了《非遗法》。但是,纵观该法全文,大部分都是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保护措施,许多内容都是针对地方行政单位在保护过程中的权责分配,和《公约》的规定存在较大差异。一旦在“一带一路”倡仪下出现涉及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法律争议,现行《非遗法》首先在与《公约》的衔接上就存在障碍。针对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在内容上与松约》存在出人的情况,相关部门应该通过立法程序对文字表达进行修正,使文字以及条款内容能够尽量体现出《非遗法》与《公约》之间的联系,突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族文化保护的作用明确保护特定族群文化发展权利,并依此为法理,以此否认“一带一路”倡仪下某些国家可能提出的“补贴说”,从而清晰建构《非遗法》与《公约》的法律逻辑,实现公法方面的法律衔接。

  做好与私法之间的法律衔接。目前《非遗法》中鲜有对知识产权进行详细规定的,因此《非遗法》还需要和单行法进行衔接,比如与《专利法》相衔接,就可以规定如果一项国家级或省级非遗通过改良或改造实现了创新,那么就符合了知识产权法律中的创新要求,可以申请外观设计专利权或实用新型专利;再比如与《著作权法》相衔接,要规定非遗中的口头文本与艺术表达,属于《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条例》的保护范围,只有口头文本形成了书面文本后,才能够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做好各个公约之间的衔接。目前不同公约、协议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侧重与覆盖范围也不尽相同。比如TRIPS协议主要侧重的是国际贸易过程中的知识产权问题,而《公约》侧重的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问题。就现有的争议解决实践来看,如果争议涉及到经济层面,目前一般都会采用TRIPS协议中的相关内容以期为利益相关方争取到赔偿或补偿。但在“一带一路”倡仪下如果出现不涉及经济的少数民族文化争议,那么TRIPS协议中“以主张国家官方语言及已公布法律”的原则就无用武之地。因此,我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遭遇少数民族文化争议,可以首先援引争议过程中《公约》的非遗特殊性精神,再援引TRIPS协议中关于使用自己国家已公布法律的内容,为使用本国法律解决争议提供理据。

  四、提供文化发展权救济途径是动力源泉

  文化发展权就是主体通过发扬强化、吸收、离析、取代、丧失、共扼等方式发展本国家、本民族特有的文化内蕴和文化形态的权利。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权是指:少数民族通过一定方式全面发展本民族特有的文化内蕴和文化形态,并享受发展所获得利益的一种资格或权利。提供文化发展权救济途径是“一带一路”倡仪下少数民族文化法律保护的动力。

  确认私权救济的正当性。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私权救济的正当性需要法律来保障。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私权救济,从国家利益角度看,是国家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少数民族实现健康权、发展权、生存权的重要途径;从法理角度看,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确定的、绝对的私有财产权,有利于其体现价值存在,也是其持续发展的原动力;从经济利益角度看,只有受法律保护的特定利益才能称之为权利,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利益被纳人私权体系中予以保护是经济现实和理论发展的需要。

  利用现有条文来确认少数民族文化的文化发展权。根据各公约、协议,文化发展权的适度优先原则在国际法律逻辑上是合理的,也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因此,一旦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就知识产权问题产生冲突,我国就能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的相关内容进行解释,并要求对方尊重本民族的文化发展权。事实上,国际上一直非常重视各国、地区、民族的文化发展权,以至于在起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内容时,知识产权一度被认为在与文化发展权冲突时是“不需兼顾”的。

  通过立法主张需要保护的权利。少数民族文化与其他传统知识、文艺以及遗传资源都是属于人类的智力发展成果,存在发展与传承的价值,但根据目前TRIPS协议的内容,只有在法律实施并公布的前提下,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才能够作为文化发展权救济的理据。在“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政府诉郭颂等侵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纠纷案”中,四排赫哲族乡政府作为一个民族乡政府是依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内设立的乡级地方国家政权,可以作为赫哲族部分群体公共利益的代表。为维护本区域内的赫哲族公众的文化发展权益,能以自己的名义对侵犯赫哲族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合法权益的行为提起诉讼。因此,我国在下一阶段的立法建设过程中,更应注重平衡知识产权与传统知识之间的关系,更注重对少数民族文化等的保护,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少数民族文化提供文化发展权救济夯实法理基础。为此,我国有必要进一步健全《知识产权法》,尤其是要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才能够在出现争议时,主张以文化发展权进行救济。

  五、推动建立诉讼、仲裁、调解一体化的争议处置机制是长效措施

  过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出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争议时,往往缺乏有效的争议处置机制,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受损。比如南非土著桑人,生产生活中常食用Hoodia仙人掌抑制食欲,1995年由南非科学与工业研究委员会获专利,但1997年,英国生物制药公司Phytopharm从南非该委员会获得专利,1998年又被英国该公司转售给美国辉瑞制药公司开发为天然抗肥药。桑人在发现此情况后,经过周折都没能有效解决,最终仅争取到极少份额的收益。再比如,“死藤水”作为南美洲土著人用植物死藤制成的祭祀饮料,具多种医药、宗教用途,在宗教仪式上,还能预言未来、治疗疾病,后美国科学家获专利,土著人得知后向美国提出异议,1999年美国专利局撤销美国该科学家的专利,但该科学家申辩后又于2001年重获授予该专利。可见,这种现象说明如果诉讼、仲裁、调节相互脱节,则会对文化保护力不从心,必须及时推动建立诉讼、仲裁、调解一体化的争议处置机制。[19]

  推动设立专业性法庭,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争议提供有力的平台支撑。调解、仲裁虽然都具有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争议的功能,但却缺乏足够的强制力,在分歧较大、双方不可能自愿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就需要一定的强制力来解决争端。因此,为了确保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出现争议时能够得到充分保护,可以积极推动国际社会建立专门诉讼机构,解决相关争端。事实上,针对某一领域的国际性争端设立国际诉讼机构并非无先例可循,如美洲人权法院、欧洲人权法院都在此列。为确保法庭具有充分权威性,我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还应积极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法庭成为联合国常设机构,为判决的有效落实提供强制力保障。

  推动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争议仲裁机制。回顾近年来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争议,可以发现,鲜有通过仲裁途径解决的案例。鉴于“一带一路”倡议下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特殊性,相较于耗资巨大、需要大量人力资源且旷日持久的特别法庭,临时为平息纠纷组建的特别(专业)仲裁庭无疑是有效途径。[20]在组建仲裁庭时,可以借鉴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的人员组成规定,由三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首席仲裁员国籍应与涉事各国毫无关联,并设立由国际法学、文艺学、国际历史学、人类学、宗教学、考古学等专家组成的争议审议组。在遭遇争议时,可以选择三种仲裁标准:一种是根据利益主张方已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法律进行仲裁;另一种是根据现有《公约》的相关内容进行仲裁,在上述两种仲裁方案皆不可行的情况下,还可以选择适用习惯法的方式进行仲裁,尤其是当争议涉及少数民族文化时,最后一种仲裁标准就成为了解决争议的重要途径。

  继续完善调解机制。相对于仲裁和诉讼,调解是相对温和的,且可以使争端双方以友好的方式较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诉求。[21]四调解机制目前已经成为各国出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争议时最常用的处置途径,但为了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提供更充分的法律保护,现有调解机制仍有较大的完善空间。一方面,可以建立专门的调解机构负责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争议,附属于特别(专业)仲裁庭,或是附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法庭,由联合国为其权威性背书;另一方面,应该继续完善调解机制,尤其要借鉴WIP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与调解中心)的做法,形成标准性的调解流程、调解协议,不仅为争议各方提供示范协议,同时有助于厘定争议各方的权益范围。另外,调解机构还可以常设类似仲裁机构中只有在仲裁期间才会设立的专家组,在调解过程中为经济上、知识储备上、法律能力上处于弱势的少数民族提供帮助。

  六、培养适应“一带一路”国际化法律人才是关键环节

  “一带一路”涉及国家数量多,国情民意复杂,空间辽阔,合作领域广,经济水平参差不齐,宗教文化问题复杂,域外大国干涉,域内国家政局动荡。所以,少数民族文化法律保护,国际化法律人才是重要支点和关键环节,迫切需要一大批专业素质高、通晓国际规则、掌握多国语言的国际化法律人才。

  政策沟通需要全球领导型的国际化法律人才。少数民族文化法律保护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国政策不一样的情况,政策沟通到位,才能够确保合作顺畅。过去,无论是国家发改委还是文化部,都是以国内事务为主,面对国际事务较少,“一带一路”倡仪下,国际事务频多,涉及外交、高访、区域合作规划等,需要政府、企业等主体参与到国际谈判与合作中,需要大量善于外交谈判、熟练掌握各国文化保护法律方面的高素质人才。在全球领导型的国际化法律人才的跨国外交、谈判、协商下,“一带一路”倡仪下少数民族文化法律保护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贸易畅通需要创新创业型的国际化法律人才。文化方面的投资贸易合作在“一带一路”倡仪下必不可少。加强文化贸易,不但能够使贸易畅通,还能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各国相互了解。从贸易畅通角度看,相关的法律人才必不可少。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所具备的特质需要强有力的法律保护,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专业法律人才必须跟上。可以通过合作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促进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等,在文化贸易过程中培养大量国际创新创业人才,引导此类人才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创业,促进当地就业。要在文化贸易过程中锻炼培养出一大批适应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法律保护需求的法律人才,以推进我国少数民族文化能够“走出去”而不受损害。

  民心相通需要人文交流型的国际化法律人才。“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各国民心相通,少数民族文化在民心相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民心相通,是各国在文化交往、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交融的过程,民心相通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的基础,民心相通有利于消除误判、加强合作。推进我国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释放“文化魅力”、激发“交流活力”、做足“合作文章”,是促进双多边合作的坚实基础。民心相通的国际化法律人才需求主要体现在文化、法律等方面。譬如文化方面,主要包括国际知名文化保护学者、文化产业专家等;法律方面,主要包括国际法专家以及能够为不同国别维权的律师等。我国应推动教育改革,加快培养各类国际化人才,加强与境外教育方面的合作,尤其是加快培养小语种人才、法律人才、创新创业人才等,使人才队伍符合“一带一路”倡仪的需求

  七、结语

  “一带一路”倡仪下少数民族文化法律保护目标要真正得以实现,就必须走法治之路。在“开放、共享、合作、互赢”的“一带一路”倡仪下,国内和国际社会正在规划和实践着经济、文化走廊所绘制的美好蓝图。文化是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心相通的重要载体,但受国家间因文化、法律、发展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在文化交流与合作中难免对抗,但更多的是对话和调适。“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得到各国尊重,也成为沿线各国对我国民间认知、交流的重要领域。作为中华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文化在开放发展中发挥了民心相通的重要作用,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难题和应有之义。例如2014年,我国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通力合作,将三国“丝绸之路:长安一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申报为世界遗产,有效地保护了民族文化,同时加强了文化交流与合作。在交流与合作中,若法律保护不到位就会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受损。要实现求大同而存小异、和谐共生、多元并存,就需要运用法律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谋求发展。当前,中国在“一带一路”倡仪下的法治方向和步骤都是正确的,也符合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法律保护的需求。但并非完美无缺,仍然需要不断地反思和拓展,只有如此,才能不断地积累和总结经验,确保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法律保护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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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军 《贵州民族研究》

编辑:韦亦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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