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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研究的新时代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018年10月23日    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字号:[    ]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的民族工作也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随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民族工作也具有了新的内涵与新时代的特征。民族学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与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深刻内涵,把握民族工作的新方向,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重面向并研究如何建设之,进而为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学理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①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的民族工作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如何在继承传统优势,回应民族事业发展的时代需求方面不断创新推进,是摆在民族学者面前的重大问题。

  一、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习总书记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②认识这一转变,必须从向后看和向前看两方面来展开。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但也存在地区间、民族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们不仅对于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期盼,在公平、正义、安全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准确把握社会矛盾的转变,是解决目前我们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的总钥匙,也是指导未来一个时期工作的总方针。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在民族工作领域,必须认识到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所揭示的阶段性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的民族工作面临“五个并存”的阶段性特征。[1]历史条件方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经济发展方面,民族地区经济加快发展势头和发展低水平并存;发展政策方面,国家对民族地区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和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仍然薄弱并存;民族关系方面,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趋势增强和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上升并存;国家安全方面,反对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斗争成效显著和局部地区暴力恐怖活动活跃多发并存。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必须认识到:少数民族美好生活的实现是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地区的发展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点之一;巩固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和谐民族关系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条件。而这一系列目标的实现,都有赖于民族学充分发挥从实求知的传统,将学术研究同社会发展实践相结合。

  理解这一阶段性特征,不能脱离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翻开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中国各民族的交流史。在中国历史上涌现过众多的少数民族,这些民族和汉族一道,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2]早在秦汉之际,中国便已成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而汉民族也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点到线、从线到面,像滚雪球一样融合了许多的民族成分所形成的一个兼容并包的民族。这一多民族的统一体,已存在了近两千年。不管是中原的汉族还是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建立王朝,都自认为自己是中华的正统。这些朝代也都是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也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民族问题、民族政策和天下统一的问题。在中国这一沃野上,先后生息和居住过许多民族,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有的民族消失了,而另一些民族又成长起来;虽然曾经出现暂时分裂割据或几个政权同时并存的局面,但都是短暂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多元起源与发展,不同的民族都在不断地发展着自己的民族传统。中国历史上民族之间固然也有冲突、对抗乃至战争,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借鉴、吸收和互补,促成了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共同进步和发展。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是民族文化再创造的动力和资源,如“茶马互市”“盐茶互市”“丝绸之路”“和亲”“胡服骑射”等。在这一多民族共生关系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并进一步密切了多元一体的关系,即在汉族与各周边少数民族的互动过程中,少数民族和汉族形成了双向的文化交流过程,最终整合出今天的中华文化。始于秦汉的民族融合事业在清代最终完成,奠定了今天中国境内的民族格局,形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共同体。[3]

  1840年以后以及20世纪前半叶,中国这一多民族的国家在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中,进一步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凝聚意识和认同感。中华民族这一中国各民族的总称,于1902年由梁启超在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正式提出。[4]李大钊用“中华民族”指称融合了中华各个民族后的新民族,重视各民族在现代民族国家内共同的政治身份,指出“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云”。[5]这一概念一经提出,便广泛影响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契合了“国族”建构的需要。孙中山围绕“中华民族”完善了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他的中华民族是“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6]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民族国家建设的新开端。[7]自“九·一八”事变后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民族主义成为抗日救亡的一面大旗,中国人的民族意识空前高涨,围绕中华民族所形成的凝聚意识和凝聚力奠定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社会的认同基础。

  各民族历史上的迁移、融合、分化所造就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具有地区特色的区域社会、多元文化共生的文化格局、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建设,共同奠定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面貌。而对于我国多民族国家历史与现实的认识,以费孝通先生的“多元一体格局”最为清晰。

  1988年,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了著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讲,从中华民族整体出发来研究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及其规律,提出了“多元一体”这一重要概念。[2](P.1)他在讲演中指出,“中华民族”这个词是指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11亿人民。“它所包括的50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他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接着他进一步指出,“中华民族的主流是许许多多分散独立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接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费先生事实上是从作为民族的社会这个角度来探讨与国家整体的关系,是其对社会和国家观的新的发展。中华民族的概念本身就是国家民族的概念,而56个民族及其所属的集团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从另一个方面勾画出多元社会的结合和国家整合的关系,即多元和一体的关系。在当代社会发展背景下,我们要努力实现各民族人民最普遍、最广泛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多元不是强调分离,多元只是表述现象,其核心是强调多元中的有机联系体,是有机联系中的多元,是一种共生中的多元,而不是分离中的多元。

  重读费先生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著述,便会发现他是在我国多民族互动的历史进程中来理解中华民族的。所以,重要的不仅是总结提炼出怎样的“格局”,更是多元社会的结合和国家整合的关系,即多元和一体的关系。反观历史可以发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历史上包含多民族共同创造历史的命运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往关系、兼收并蓄的文化融合等方面的重要内容。进入新时代,这种关系表现为各民族交往日益密切、民族团结不断巩固,人们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不断增强。

  同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某一个民族的梦想,也不是各民族各有其梦想,而是全国各民族共同的梦想。实现这样的伟大梦想,也不能单靠哪个民族的力量,而是要把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到中华民族当中来,共同努力。习近平总书记正确把握住了这样的历史趋势、现实基础和未来走向,适时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思想。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多重面向

  历史证据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凭空建构出来的,而是民族交往和历史发展的结果。这种现实一方面表现为丰富的历史和政治遗产,另一方面也是凝聚各方面力量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制度和社会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如何继续推动这个历史进程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使之与不断发展的社会现实相适应,解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  “民族共同体”在早期的讨论中主要指涉的是各种民族形态,基本等同于广义上的“民族”。广义的民族包括历史上的各种民族共同体,如氏族、部落、部族和现代民族,或者说原始民族、古代民族、近代民族、现代民族,等等;而狭义民族则专指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的民族,也叫现代民族。[8]民族共同体包含部落、部族、民族三种类型或阶段(也有四种类型的说法),与不同的社会形态相联系,构成人类集团发展的不同阶段。[9]民族是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特征的人们共同体,包含历史、经济、社会与文化等维度。要建设适应新时代阶段性特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就必须从民族现象的基本维度出发,突破现在民族单位的限制。

  (一)推动共同繁荣与共同发展

  马克思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10]在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当中,共同体的结构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中华民族内部和外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其中经济结构即物质生产方式对于多民族社会的多种结构的发展变化起决定性作用。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是理解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经济基础的入口。这个时期最显著的标志是改革开放,最深刻的变化便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民族地区迎来了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内生动力不断被激发,经济增长连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民族地区基础薄弱,发展条件差,整体落后的状况仍然没有改变。与东部地区相比,民族地区增长速度虽然高,但由于基数小,总量差距还在扩大,发展质量的差距更大,民族地区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重点和难点。市场经济体系自东向西、自外而内地进入民族地区的过程中,在与少数民族传统生产方式衔接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脱离了这个衔接的结构和关系,便无法真正理解发生在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

  目前的现实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建成,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作用日益凸显,其结果是,任何一个少数民族社会都面临着多重力量的支配。比如,传统牧区社会现在同时存在着牧业、农业、工业三种经济方式。因此,对于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而言,就要认真研究少数民族社会如何与整个市场经济体系更好地连接起来。

  现代交往过程中,少数民族如何进入市场经济体系体现了生产方式衔接的立体化,涉及国家、民族以及民族内部的分层与结构。市场经济的扩张一方面是横向的,在东部与西部、汉族与少数民族、市场经济与民族传统的层面扩展开来。市场经济所裹挟的规则、技术、关系和文化逐步进入民族地区,进而影响少数民族社会传统的经济活动、社会组织与文化习惯。

  各民族共同发展的过程中,一个重要渠道就是地区之间的互补与互助,以进一步缩短东西部之间的距离,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目前,几乎所有的民族自治地方,都与内地和相邻的汉族地区建立了包括对口支援、横向经济联合等多种形式在内的经济技术协作与文化交流关系,这也是一种新型的民族关系的现实体现。

  在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之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行,分配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现象也应运而生。这便是市场经济向纵深扩张的结果。虽然中央制定和出台了内容丰富、覆盖面宽、含金量高的支持政策,构筑了一个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的优惠政策体系。但不同群体的人们由于资源、社会网络等因素的差异,导致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社会分化的现象日益突出。所以,要将民族社会作为不同层次人的集团放置到生产方式衔接的整体结构之下,只有这样,民族内部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才能展现出来。

  社会公平是共同繁荣的重要基础,必须让少数民族群众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目前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民生建设尚存在差距,它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和难点。因此需要重点研究就业、教育、医疗和涉及少数民族传统生活习惯等领域的突出问题,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社会公平;真诚回应各族人民对于共同富裕的追求,科学研究少数民族生活中的现实困境。

  (二)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新时代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趋势增强和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上升两者并存。地理空间上,我国民族分布交错杂居的趋势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到内地城市,内地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到边疆民族地区;虚拟空间中,有关民族的各种观念与知识得到广泛交流,有效促进了各族人民对于我国多民族国家国情的认识,但各种错误观念也同时存在。各族群众交往交流的广度和深度都在迅速增强,但民族问题和各种一般社会矛盾问题也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社会领域的时代特征本质上是人们共同体的再生产问题。人的生产不仅是人类作为生命个体的生产,更重要的是人的全面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是一个历史范畴,有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新时代的民族不再是生活于一定空间、社会、文化边界之内的集团,而是具有某种民族身份的工人、农牧民、农民工以及新的社会阶层。

  人的流动问题本质上是由人与物在不同体系间“跨界”而带来的结构性变化,核心是社会结合的问题,其影响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群众离开家乡,成群结队地到异地工作和生活,形成所谓的“流动的民族”;另一方面,来自主流社会的信息、物资和人员,也源源不断地流入到少数民族地区。这种双重的穿越正使得我们国家与民族框架的核心部分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东西部之间的双向人口流动,使得我国民族分布交错杂居的趋势进一步发展。宏观层面,人们从传统的居住空间、社会纽带和文化环境中流动起来,跨越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多重界限。复杂的流动现象必然会改变社区原有的文化生态和社会关系模式,从而对社会治理和民族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个体层面,流动人口作为劳动力要素进入了市场体系,但是他们的家庭、生活、消费仍然受到传统惯性和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少数民族因为其特殊的民族文化、生活习惯和政治身份,在这种双向流动的冲击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和问题。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深入,并越来越深地融入到全球化体系中,原本由国家和民族所设定或隐喻的各种有形的和无形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界线”,不断地被越来越频繁的人员、物资和信息的流通所“穿越”,民族学所研究的人群业已成为一个流动的人群,而田野本身也成为一个流动的田野。在这样的时代,民族学必须摆脱对研究对象的僵化认识,深入人们共同体形成、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去,积极投身到各种流动现象的研究中,从宏观方面解决社会结合的问题,从个体层面关心人们的生活和心态。

  (三)建设兼收并蓄的共同体文化

  在我国历史上,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形成了兼收并蓄的民族文化。然而,部分研究者在讨论中国民族的时候,却一味地强调文化交往中的异质性、特殊性,忽视了多元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性、联系性和共生性。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民族文化发展领域的主要特征变现为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并存。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的再生产,最重要的就是文化的变化过程,即新的文化精神与文化模式的生成。全球化与城镇化改变了传统文化生成和保持的环境,必然会唤起不同民族的文化自觉。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同时存在“消解”和“再造”两个过程。在国家现代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民族文化的整体性、结构性、区域性一方面在不断地“消解”;同时民族传统文化的再造呈现出恢复和建构的蓬勃态势,新的民族文化内容被不断地建构出来。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同时推动了“统一化”与“多元化”两种趋势。精神文化建设、民族文化保护、文化产业政策等国家行为打造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公共文化体系。不同民族则基于民族文化传统与新获得的文化资本不断生产出多样化、地方化的民族文化特色。文化变迁受制于本文化内部的发展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结构关系。因而民族学应该重点研究文化变迁中的不同过程与不同趋势,推动民族文化的协调发展。

  随着中国社会人口流动的日益频繁,国内各民族之间原有的文化边界不断被“穿越”,越来越模糊。民族之间频繁地发生越“界”现象,将与“异地”人群并置,使相异文化交错并存,这时民族文化可以转变为政治资产的价值来源:在内部作为集体团结和动员的基础,在外部作为争取全世界其他社会群体、政府和舆论支持的资本。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民族边界的频繁穿越或被穿越的过程,也是不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表现。尊重多元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有助于淡化狭隘的民族意识,化解因为误解和偏见造成的民族矛盾。而突出多民族地域中文化的共同性与文化共享,大力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才能够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打造出适应时代要求的共建共有共享的民族文化。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社会中,不同文化之间的共生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基础。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里的“民族”不是哪一个民族,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所承载的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之后形成的,适应新时代发展方向的中华民族文化。一方面要充分认识民族之间的社会差异和文化多样性,处理民族冲突和文化差异,要有“美美与共”的胸怀;同时要研究不同民族、文明之间交流对话的历史与现状,积极推动文化交流和共享文化建设。只有继承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优秀传统文化,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先进文化,吸纳人类历史上各民族的文明成果,立足新时代的条件,才能不断铸就中华民族文化的新辉煌。

  (四)建设多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首先要对新时代我国各民族人民的心理有所了解。社会心态方面,积极的因素与消极的因素并存。社会心态既是社会转型的反映,也是影响社会发展的力量。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发展不平衡并存,必然导致积极社会心态与消极社会心态复杂交织。经济社会发展一方面造就了积极健康向上的总体社会心态,人们对于改革事业、美好生活前景、民族平等团结的信心更加坚定;同时分配矛盾与发展不平衡也导致了一些亟待重视的不良社会心态,社会焦虑、挫败感、被剥夺感等消极心态在小部分群体蔓延。同时,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趋势增强和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上升导致了团结的与分裂的社会心态并存。民族政策的与时俱进创造了我国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局面,但也同时面临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活动的挑战,这些复杂的社会心态构成民族人群社会行动的环境条件与心理资源。任何一个群体、阶层、地域都面临多重心态的并存与交织,并与特定的社会状况或重大的社会变迁事件相联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目标是要“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③这就需要重视心态秩序建设问题,“情感上相互亲近”“人心”或者说社会心态应该成为民族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其中,历史记忆是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资源。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必然带来历史记忆的重构,这既包括博物馆等有形场所的大规模建设,也包括无形的历史传说和英雄事迹的重新传播。民族意识发展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民族成员不断再生产本民族的历史,以凝聚或重构本民族的集体记忆来适应社会现实。同时国家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也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公共记忆,以增强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在记忆媒介快速变化、记忆方式多元化的当下,这两个层面的互动导致历史记忆的复杂性和流动性日益凸显。个体记忆、集体记忆与区域的共同记忆、国家的公共记忆在个体、群体、民族、国家之间的碰撞、交流,形成了民族意识、区域意识、国家意识的复杂关系,影响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互动和认同。④民族学如果忽视了其中的不同对象、不同层次的研究,就无法弄明白如何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三、如何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

  传统上相当多的研究者在讨论中国民族的时候,对于民族与民族之间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关系认识不足。也就是说,将每个民族作为封闭的单位来研究,而忘记了民族之间形成的关系体。事实上,所有的民族都形成了互联网似的互动中的共生关系。这是理解如何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基础。

  “民族”最基本的涵义是指人们的共同体,但是这个共同体在不同的层面有不同的面貌,因而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必须注意不同的面向,还必须考虑不同的层面。作为政治单位的民族指的是狭义的民族,为人熟知的斯大林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共同体。”[11]在单一民族之上,还有“复合民族”,指“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性和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的众多单一民族的集合体”[12]和突出诸多民族单位一致与联合的“多民族共同体”,即“我们各族人民在长期共同斗争和密切联系中形成的结合体”。[13]党中央和国务院于2005年5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对民族概念做了重新定义和新的阐释,“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的作用。”⑤可见,对于不同层次民族共同体的定义各有侧重,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要在民族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来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一个多层的体系。

  首先,每一个民族在形成之时就是一个社会系统,具有一定的结构、组织和规范,可称之为民族社会。纵使经过几百年的演变,这种特性依然存在,民族社会的部分功能也仍然存在。单一民族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是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单位,这使民族与整体社会形成了紧密而又广泛的关系。

  其次,多民族在地理区域上同特定的环境相联系,其生计方式、社会组织和文化习俗具有一定的地域共同性。区域民族共同体的纽带表现为人口、宗教、民俗、经济生活等构成的社会网络,以及更深层次的市场体系、信仰网络、社会组织在一个区域范围内对人们的广泛联结。这里民族融合要分成民族和文化两个层面,在多民族地域内,一方面要强调民族的特殊性,同时也要重视地域内社会文化的共通性。

  第三,民族社会不能等同于国家形式下的多民族社会。多民族国家内部各个民族总是要与社会整体之间展开互动,形成各种各样的联系,塑造出民族与民族、民族与国家互动的基本格局。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体,由国家内部全体民族人口共同参与,具有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整体性。

  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应该重视上面提到的层次性,在民族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做实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体系。单一民族从属于社会,适应社会的发展,并与之展开互动,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民族社会自身的社会矛盾、生产方式、文化传统通过民族间的互动影响到更大的社会范围。同时,民族社会作为社会整体的一部分,最高层次共同体的结构、矛盾和形态决定了民族社会的形态和特征。因此,要深入理解民族共同体,就必须将民族社会置于不同层次的社会结构之中进行考察。

  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也不是孤立的。如跨界民族的国家边界意识和跨界性的社会互动对国家政治空间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凸显。通过对跨国民族以及国家认同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梳理个体认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使得这些跨国居住的民族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多个重要场合提出了“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国与国的命运共同体、区域内命运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世界大国依托自身文化传统和发展经验提出的崭新的发展理念,也是关于未来国际秩序设想的集中表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国家的人在不同的地方,形成新的共同体和精神社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不同民族和群体,如何能够“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创造“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给人类社会的全球化指明了方向。

  (本文系2016年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项目“区域共同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认同”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麻国庆,男,汉族,内蒙古巴彦淖尔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民族研究与区域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变迁。

  注释: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社,2017年10月27日。

  ②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社,2017年10月27日。

  ③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社,2017年10月27日。

  ④麻国庆:《记忆的多层性与民族认同》,待刊稿《民族研究》。

  ⑤参见2005年5月27-28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关于民族的定义。

  参考文献:

  [1]闵言平.深刻把握民族工作“五个并存”的新特征[N].中国民族报,2014-11-28.

  [2]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C].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1.

  [3]罗福惠.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C].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83.

  [4]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A].饮冰室合集·文集[C].之七.北京:中华书局,1989:1,21.

  [5]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N].甲寅日刊,1917-02-19.

  [6]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1920年11月4日)[A].孙中山全集[C].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394.

  [7]彭南生.辛亥遗产: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新开端[J].史学月刊,2011(4).

  [8]郭庆.试论民族共同体[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2).

  [9][苏]A.H.佩尔希茨.民族共同体和形态过程[J].民族译丛,1986(5);[苏]M.B.克留科夫.再论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类型[J].民族译丛,1986(5).

  [10]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A].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C].马克思恩格斯卷[C].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10.

  [11]斯大林.斯大林全集[C].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86.

  [12]何叔涛.民族概念的含义与民族研究[J].民族研究,1988(5).

作者:麻国庆

编辑:韦亦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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