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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族走廊的形成机理

2018年11月14日    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字号:[    ]

  自1978年9月费孝通先生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族组会议上提出“藏彝走廊”的概念之后,“民族走廊”逐渐引发了民族学界的关注。近些年来学术界对藏彝走廊、武陵走廊、南岭走廊和西北走廊的研究方兴未艾,对推动中国民族学的本土化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民族走廊”是历史上形成的特殊历史文化区域,这样的历史文化区往往具有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有其特定的形成机理。本文试图探讨民族走廊的形成机理,以期引起学界对民族走廊研究的进一步关注。

  一、自然基础:山地地理环境

  关于地理环境与文化的关系,早在古希腊时期学者们就开始关注。后来西方学界一直有地理环境决定文化产生与发展的观点。“民族走廊”的形成首要的前提条件是其特殊的地理环境,离开了特定的地理环境就不可能形成“民族走廊”。中国地形由三大阶梯构成,一级阶梯往往由数个地理单元构成,这些地理单元又往往是地域文化的分布区。在阶梯之间同时存在连接文化单元的过渡带。由于整个中国地形的西高东低的态势,这些过渡带往往呈现以下特征。第一,地势陡峻,地形复杂。阶梯间的连接地带海拔“自西向东”急速下降,地势落差极大。从青藏高原至四川盆地的垂直落差达四千多米。从云贵高原至洞庭湖平原垂直落差一千多米。这些过渡地带又往往是上一阶梯河流急速下流的关键区域,在长期的冲刷中,形成沟壑纵横、峡谷幽深的地貌,地形环境极为复杂。第二,生态呈立体分布,生物资源丰富。阶梯之间的联结带也常常是生态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带。在中国加入联合国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的26个保护区就有9个处于阶梯联结带。青藏高原东缘过渡带就有卧龙自然保护区、九寨沟自然保护区、白水江自然保护区、黄龙自然保护区、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亚丁自然保护区等6个保护区。在第二级阶梯向第三级阶梯的过渡带分布着梵净山自然保护区、神农架自然保护区、茂兰自然保护区等3个自然保护区。这9个自然保护区分别位于“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西北走廊”“武陵走廊”的区域内。从生态学角度讲,生态过渡地带往往是动植物资源最为丰富的地方,“民族走廊”位于生态资源丰富的地方,为人类的生存和早期文化的创造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前提。第三,河流众多,水利资源丰富。阶梯过渡地带落差较大,流经这些地带的大江大河流水湍急,水力资源极为丰富。中国水利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主要有两处,一是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区,行政上包括陇西地区、青海海东地区、川西地区、滇西北地区等;二是云贵高原东南缘地区,行政上包括鄂西地区、湘西地区、桂西北地区、渝东南地区、黔东地区。这些水利资源丰富的地区都处于“民族走廊”地区。第四,民族众多,是多民族生存繁衍的场所。在第一级阶梯向第二级阶梯过度的横断山区,生活着藏缅语族的民族,如藏、彝、羌、纳西、白、拉祜、哈尼、门巴、珞巴等二十多个民族;在第二级阶梯向第三极阶梯过渡地带生活着土家、苗、侗、瑶、仡佬、布衣、壮、白、蒙古、汉等众多民族。由于民族的多元,形成了文化的多样,文化资源特别丰富,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丰富。第五,地处边远,交通极为不便。阶梯过渡地带的文化区域处于边缘地带,长期处于化外之地,远离政治经济中心。

  以上所述的地理连接带是“民族走廊”形成的天然场所。“在远古时期,我国各民族的先民就利用山脉走向江河冲刷切割所形成的天然通道,闯出了多条由东向西,由北而南的民族迁徙走廊和经济文化交流路线,著名的有武陵走廊、南岭走廊、藏彝走廊、河西走廊、内蒙古走廊等。”实际上,从两湖平原经湘鄂西至贵州高原和四川盆地、广西盆地经桂北地区进入云贵高原、四川盆地经横断山区进入青藏高原、关中盆地经过陇西山区进入青藏高原等地带到现在仍旧是“民族走廊”的分布区。

  “民族走廊”形成于地理阶梯连接地带,这与“民族走廊”所处的地理环境密切联系。“民族走廊”所处地区一般属于山地类型,山地地貌并不是纯粹的大山,山地所呈现的地貌往往是平坝、台地、群山、沟谷多样的地貌。这样的山地地貌有着特殊的生态功能与文化功能。第一,山地地形多样,可以承载多种生计类型。也就是说山地可以承载有着不同生产生活习惯的移民来此定居。以“藏彝走廊”为例,同一条沟谷可以接纳游牧习惯的蒙古族,也可以接纳从事高原农牧业的藏族,还可以接纳山地耕作习惯的彝族,甚至可以接纳从事水稻种植的傣族。若单一地理类型是无法接纳如此众多民族生存繁衍。第二,山地垂直性气候,造成了生物多样性,可以承载较多人口。山地地带一般位于盆地或平原的边缘地带,虽然土地承载力不如平原盆地。但其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有供人类生存繁衍的众多资源,特别是在采集、渔猎阶段和农业文明阶段,生物资源的多样性是人类生存繁衍的基础。因此,这些地区能够满足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民族生存繁衍。第三,山地地貌导致的不同经济类型,为文化多元创造了条件。在山地的环境里,尽管处于同一区域,因为大山的阻隔,形成许多独立的地理单元,生活在不同地理单元的人们往往在封闭的环境里生活创造,较少与外界联系,为特色文化的创造准备了条件。日本学者野口保四郎说:“山民有特殊之风俗、习惯、气质、言语、缺乏进取精神,富于保守习性,故在平原与他民族竞争而失败之时,往往遁亡山间,以避世乱。”“民族走廊”之所以成为多元文化汇集地区,与山地环境有密切关系。第四,山地交通不便,社会发展变迁缓慢,为保留文化多样性提供了温床。山地封闭的自然环境,交通不便,远离文明中心,在历次社会变革中少受影响,外来文化自然受阻。相反,在平原或离文明中心较近的文化在原生地已经消失,却意外地保留在民族走廊区域。如先秦时期灿烂的楚文化在其中心地带江汉平原早已消失,但在武陵走廊腹地却得以保留。这是因为山地特殊的自然环境,为保留文化的多样性准备了温床。今天所有的“民族走廊”地区都是文化多样性保留地,与其山地自然环境有密切的关系。

  二、动力因素:人口流动与迁徙

  “民族走廊”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它是在历史上经过多次风浪的冲击、碰撞、往来于走廊的各民族长期经营逐步形成的。费孝通先生指出:“要在历史的动态中来研究和理解中国民族形成机制。”纵观所有的民族走廊,都是在历史上逐步形成的。如藏彝走廊,从新石器时代起,人类就沿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怒江、澜沧江由上而下迁徙,进入先秦时期这一迁徙一直没有中断。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开始经营这条走廊,逐步将其纳入版图,或置郡县,或羁縻,其中以藏缅语族先民为主的氐羌诸部日趋稳定。在历史进程中,他们逐步形成今日走廊中藏缅语族中的各族。至此,藏彝走廊族群分布格局基本形成。唐宋时期,兴起于西藏的吐蕃东扩,兴起于云南的南诏与大理北上。这三个政权的主体人群是今日藏、彝、白族的先民,当他们统治走廊大部分地区后,将这里的“诸羌”“诸番”部落分别纳入其统治,逐步融合并同化,从而进一步奠定了走廊的族群格局。元明清时期,北方的蒙古人在蒙元时进入走廊北部和南部,南方的苗、壮、布衣人在明清时也进入走廊南部,形成今日藏彝走廊族群格局的雏形。

  西北民族走廊不仅是居住在关陇地区与四川盆地的多民族(或族群)沟通和迁徙的通道,也是中原民族与新疆乃至中亚、西亚各民族之间进行沟通往來的要道。贾敬颜先生认为位于甘、青地区的河湟走廊和连接关中盆地与新疆的河西走廊是中外交通、民族混杂的地区。过去西北民族走廊曾经有西戎、乌孙、月氏、匈奴、氐、羌、柔然、鲜卑、吐谷浑、吐蕃、突厥、沙陀、回鹘、党项、蒙古等古代族群在这里生息繁衍,现在这里依然有汉、藏、蒙古、回、撒拉、保安、裕固、东乡、土、保安等十多个世居民族在这里居住。

  武陵民族走廊在旧石器时代就开始成为族群流动的通道。在旧石器时代末期,三苗、濮人就开始在澧水、沅水流域生存繁衍,新石器时代各族群的交流互动更为频繁,沅水、澧水、乌江、清江的通道作用日益明显,以这四条河流为主要通道的民族走廊初具雏形。夏商周时期,三苗、濮人、楚人、越人、巴人,以及中原华夏人相继进入武陵地区,在相互争夺土地、矿产的过程中,各族群交往更加密切,特别是战国时期,楚国不断向武陵地区腹地深入,甚至远及云南,武陵民族走廊成为沟通中原与大西南的重要通道。顺着这条通道,原来聚居在这一地区的三苗、濮人、巴人等族群不断向西南云贵高原迁移。战国末期,武陵地区成为秦国和楚国争夺的重要地区,秦国进一步开辟了从成都平原、川东地区沿乌江进入沅水,进而进入武陵山区的通道。秦楚之争一方面迫使三苗、濮人、巴人等继续向西南和山区退却;另一方面,加强了武陵山区的民族融合。秦汉时期,在武陵地区形成了“武陵蛮”“五溪蛮”“澧水蛮”“黔安蛮”等族群,他们视王朝之强弱以为叛附,多次与王朝进行战争,其进攻路线多沿澧水、沅水,有时也沿清江和长江三峡。三国魏晋时期,“武陵蛮”等族群趁中原分裂割据,不断向洞庭湖和江汉平原推进,势力强盛时直达湖北东部和河南南部。唐宋时期,中央王朝对武陵地区主要采取羁縻政策,族群流动相对减少,但与西部的乌蛮等族群交往加强,进一步沟通了武陵民族走廊向西部的联系。这一时期,原来被称为“蛮夷”的族群开始分化成苗、瑶、僚、仡伶、仡佬、土人等,武陵地区主要土著民族开始形成,基本奠定了后来这一地区的民族格局。元明清时期(改土归流前)是武陵民族走廊各民族格局定型时期,土司制度的实施,强化了原来的民族格局;同时,由于蒙古族的南下,并从西南边对武陵地区进行军事征服,在继续打通武陵民族走廊的同时,云南的白族,西北的维吾尔和北边的蒙古族也相继进入这一地区,民族的多样性更加复杂。“改土归流”后,打破了“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禁令,周边大量汉族进入武陵山区,武陵山区内部的民族也在内部迁移。近代以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中国慢慢融入世界体系,外来商品及其文化也开始进入武陵山区,武陵民族走廊也随之延伸,从沅水、澧水进入洞庭湖,沿长江融入世界。可见武陵民族走廊都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形成和发展的。费先生在对武陵民族走廊的历史进行研究后认为武陵民族走廊一方面积淀了历史时期各族群的文化和特质;另一方面又容纳了大量其他区域迁徙而至的人口和族群,武陵成为土、客民共同生活的民族熔炉。

  “南岭民族走廊”很早就有人类活动。如在广西柳江县通天岩发现柳江人遗址,在来宾县发现的麒麟山遗址,在桂林发现的宝积岩遗址和甑皮岩遗址、在柳州市发现的白莲洞人遗址,说明早在石器时代岭南地区就有人类频繁活动。在先秦时代,岭南地区出现了“苍梧国”“西瓯国”“骆越国”“句町国”等地方政权。生活在岭南珠江流域的苍梧、西瓯、骆越以及百越其他支系,开创了岭南文化的先河。

  可见,民族走廊都是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形成的,是生活在当地的各民族众劳动创造的结晶,是一个历史过程,打上了每个时代的烙印,其历史的悠久与文化的多元是通过长期积淀使然,因而,民族走廊具有古老性、历时性特征。

  三、政治条件:权力的边缘化

  所谓权力边缘化是指中央政权对其失去控制,或虽对进行统治,但控制程度十分有限。民族走廊所处地区,由于边远封闭的地理环境,往往是中央王朝难以完全控制的区域,先秦时多为“荒服”之地,后代成为“化外之地”,或为“徼外之地域”。纵观所有民族走廊,在汉唐时期多为羁縻统治,元明清时期多是土司统治的范围,成为中央王朝遥控的地区和政治权力的边缘地带。这种权力边缘既是民族走廊的特征,也是民族走廊形成的前提条件。民族走廊的权力边缘有两种情况,一是历史上的边疆地区,二是内地边缘地区。

  边疆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政治概念。作为地理概念的边疆是指边境之地,靠近国界的领土。作为政治概念的边疆是指远离中央政权,国家政权控制程度有限,长期实行高度自治的地方。中国边疆地区地域广阔,民族众多,许多少数民族都聚居在边疆地区。因此,民族走廊往往可能出现在这些地区。如藏彝走廊就是属于此种类型。

  内地边缘的地理位置位于祖国的内地或者腹地,但中央王朝只是对其名誉上的统治,或者对其控制松软,呈现出中央政权的空虚化。武陵民族走廊就是典型的内地边缘地区。武陵民族走廊长期以来地处中华帝国的内陆。自古就是中原进入云贵高原及其延伸地的通道。在历史上其东面、东北面是楚文化及延伸地带江汉与洞庭湖平原,西边是巴蜀文化衍生的川东山地和四川盆地,北面则是关中文化发源地关中平原。秦灭楚建黔中郡加以控制,汉兴,改黔中郡为武陵郡,辖湖南西部和与其毗邻的湖南、重庆、贵州部分地区,在地理上已属内郡,经济文化受汉文化影响较大。汉以后在地缘政治以及区域族群的制约下武陵民族走廊大致处在王朝国家的腹地边缘。虽然早在秦汉时期武陵民族走廊区域就划入中原王朝统治范围,但实际情况是长期以来并未真正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控制体系之中,或者说是中央王朝只控制着交通要道及其周围,偏远地带一直处于权力真空地带,中央控制极其薄弱。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曾用人体的血管与神经网络来比喻古代中国的交通和信息网络。他在《汉代中国体系的网络》一书中指出古代辽阔的中国主要依靠道路网络联结为一体,这些道路网既有干道,又有分支道路,这正如人体血管与神经网络,但总有一些地方位于道路网络中的空隙之中,交通阻塞,信息闭塞,物资交流困难,这些边陲地带成为土著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上述地方虽然纳入版图,却仍然是文化上的“他者”。武陵民族走廊地处内陆腹地,又长期处在许先生所说的“隙地”之中,成为内地的边缘。秦一统后,武陵民族走廊虽然属于黔中郡的范围,直到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武陵地区虽然处在王朝国家的版图之内,实际仍然是王朝难以管辖的“化外之区”。秦汉时期,“蛮”“夷”是武陵民族走廊的主导力量。武陵民族走廊北部的清江流域和西北部乌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区是信仰白虎崇拜的古代巴人的分布区,武陵民族走廊东北部的澧水流域、中南部的沅水流域则主要是信仰盘瓠的“武陵蛮”“五溪蛮”的主要分布区。到唐宋时期,中央王朝对武陵民族走廊的大多数区域实施羁縻制度。尽管中央王朝试图通过军事建设来加强对武陵地区的统治,但是中央王朝的权力没能全面下沉,羁縻统治下的古代“蛮夷”仍然主导了武陵地区的政治秩序。湖南沅陵、永顺、龙山一带的“溪州蛮”,贵州东北铜仁地区的“思州蛮”、湖北恩施地区的“施州蛮”和重庆彭水、黔江地区的“黔安州蛮”成为这一时期武陵民族走廊著名的土著“蛮夷”。同时,更为具体和细化的族称,如“土民”“苗”“徭”“峒”“仡佬”,也出现在正史和时人的方志笔谈中。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国家在武陵民族地区实施普遍的土司制度,先后建立了一百多个大小土司。土司如“国中之国”,有自己的政权机器和严密的统治机构,并役使当地人民,征收赋税。土司附近的诸多卫所不敌土司实力,在土司的拉拢下与土司同流合污,中央王朝只能对武陵民族走廊进行有限控制。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清政府还在贵州西北和四川南部地区进行改土归流,并通过设立流官、派兵戍守、编户纳赋等措施改造原内地的边缘地区,促进内地边缘向边缘内地的转化。但是,因为山地复杂的地理环境和闭塞的交通,国家的控制力仍然有限,武陵民族走廊仍然是地方武装滋长和聚集场所,成为近代地方势力和土匪猖獗之地。民族走廊无论是处于边疆地区,还是位于内地边缘,都是历代中央王朝难以真正顾及的地区。正是其相对宽松的控制政策,才使族群能够比其他地区有更多自由迁徙流动的空间,使多族群迁徙流动成为可能,成为民族融合的熔炉和文化多样性保留地。

  四、人文条件:多元文化的交汇

  大凡民族走廊区域,既是多民族共生共荣地区,又是多元文化不断富集沉淀地区。民族走廊一方面保持着通道的性质,各区域文明中心地带的族群经常从民族走廊通过,文化互动频繁;另一方面民族走廊还保持着阻滞的性质,在多向的族群流动背景下,一些文化在民族走廊迟滞并沉积下来,让民族走廊具有多元文化特质。若一个地区只有通道性而无阻滞性,外来的文化很难流传并长期传承下来;若一个地区只有阻滞性而无开放性,文化就很难富集。民族走廊正是因为具有通道性和阻滞性,多元文化才得以在此碰撞,并传承、积淀下来。民族走廊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也是区域内民族文化交汇、丰富和厚重的过程。

  现今的民族走廊地区既是中国多民族的聚居地,又是多元文化交汇的“文化沉积带”。“藏彝走廊”既居住着藏缅语族中的藏、彝、羌、傈僳、白、纳西、普米、独龙、怒、哈尼、景颇、拉祜等民族,并以藏缅语族的藏语支和彝语支的民族居多,还居住着壮侗语族中的傣族和壮族、苗瑶语族中的苗族,以及汉族、回族以及孟高棉语中的一些族体。石硕教授在对“藏彝走廊”的文化格局进行研究后指出:“藏彝走廊是我国文化多样性最为显著的区域之一。这里民族种类繁多、支系复杂,民族文化具有突出的多样性、独特性,并保留了大量古老文化遗存,在我国民族区域格局中,极具典型意义和特殊研究价值。”为了将纷乱复杂的藏彝走廊文化简要地呈现出来,他将藏彝走廊民族文化划分为七大区,即羌(尔玛)嘉绒文化区、康巴文化区、彝文化区、纳西文化区、雅砻江流域以及以东保留“地脚话”的藏族支系文化区、滇西怒江—高黎贡山怒、傈僳、独龙文化区。西北民族走廊的族群构成也极为复杂,汉、藏、蒙古、回、土、东乡、撒拉、裕固、保安、哈萨克、满等多个民族在此居住。从宗教信仰上看,西北民族走廊是藏传佛教、伊斯兰教以及许多地方信仰共存的区域,文化交汇明显。西北民族走廊的宗教文化底蕴深厚,并具有草原文化或北方游牧文化特色。“武陵走廊”的民族文化格局从北向南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民族文化区。第一个文化区是大巴山以南,经峡江通道,至酉水之间的土家族文化区;第二个文化区是酉水以南至沅水以北的苗族文化区;第三个文化区是沅水以南至苗岭的侗族文化区。“岭南走廊”是横亘在湘、赣、粤、黔、桂之间的民族迁徙流动的通道,是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聚居区,生活着壮、侗、瑶、仫佬、毛南等民族。岭南及周边的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少数民族人口在当地至少占3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少数民族人口众多、人文底蕴深厚、多元文化共生的多民族聚居区。可见,民族走廊因多民族长期生息繁衍和劳动创造,使其成为文化多样性最为典型的区域。从历史和目前的情况看,所有的民族走廊地区都是文化多样性的生产地和保留地,民族的众多和多元文化的交汇既是民族走廊乃以存在的前提。

  综上所述,民族走廊的形成受特定的自然、历史、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中国三级阶梯地形的地理构造造成区域性文明的离散和阻隔,在这样的背景下,三级阶梯连接地带不但是生物多样性、资源丰富的地区,也成为多民族迁徙流动的通道,成为多民族文化碰撞、互动、交融的场所,积淀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在自然环境的影响下,中央王朝权力的文化网络难以在这些地带全面铺开,成为中央王朝政治权力的边缘区域。在自然、政治环境双重作用下,民族走廊的社会变迁较其他地区要缓慢得多,从而保留了更多的民族文化,成为文化富集和文化沉积地带和民族走廊地区。

  【作者简介】葛政委,副教授,三峡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

  黄柏权,土家族,教授,三峡大学土家族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南方民族历史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文章来源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作者:葛政委 黄柏权

编辑:韦亦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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